抓間諜者(78)_彼得·賴特

七八

　　我聽了格雷和科因的報告後，立即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安格爾頓信任我才告訴我這件事的，但是我有責任回去報告有這樣一份文件存在以及計劃找威爾遜的事。安格爾頓的野心非常露骨：他要讓中央情報局把整個軍情五處吞併掉，然後把這作為中央情報局的國外分站。我回到倫敦，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了霍利斯和瓊斯，這一次使霍利斯震動了，他是很少這樣沉不住氣的。他下令核實記錄，幾小時後就證實了格雷和科因確實訪問了每一個英國情報部門，但從未宣佈他們的真正目的。

　　那天下午，我看見他們兩人鑽進一輛等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前的汽車裡。

　　「謝謝你的幫助，彼得，」瓊斯憂鬱地說，「絕不能相信該死的美國佬會按章辦事！」我想這是一種偽善的情緒，但我認為最好別介入這場正在形成的糾紛當中去。霍利斯和瓊斯去見了外交大臣，抗議這種無恥濫用英美協議的行為。這場爭吵什麼時候才能結束，無法告知。

　　可憐的克拉姆受到了狠狠的斥責，他反對找威爾遜，是赫爾姆斯和安格爾頓堅持要他對喬治·威格進行詢問的，喬治是威爾遜的國家安全顧問，但霍利斯沒有原諒他的心思，因為他在整個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面前受了侮辱。他威脅克拉姆說，如果再進一步發生類似的侵犯協議的事，就要把克拉姆趕走。幾天以後，我看見克拉姆在萊肯菲爾德大樓的五樓上躲躲閃閃地走著，看上去他有點局促不安。

　　「你差不多已經打敗我了。」他苦笑著說。他知道中央情報局一直企圖這樣幹，可現在被人理直氣壯地抓住了。格雷和科因的報告是霍利斯擔任安全局局長時期的一份可怕的起訴書，這一點霍利斯是知道的。可美國人則用典型的無中生有的魯莽作風來處理這件事，他們的計劃的基本出發點是好的，想為軍情五處提供它所缺乏的財力和人力。當然他們還有其他動機，那就是他們要軍情五處成為一個附屬品，而不要它成為一個設備完善齊全的獨立的盟友。

　　這份報告確實使我們的工作有所改進。軍情五處的上司們第一次承認需要大力擴充D 處，陳腐的枯萎的殖民地產物，如E 處，也需要擴充。從此以後，D 處在人力物力的撥給上享有優先權，新擴充後的D 處不可避免地要為它自己尋找一個新的領導人。於是，前殖民地警察亞曆克·麥克唐納被送到D 處，馬爾科姆·卡明知道自己絕不可能成為副局長後，決定提前退休。

　　另一個由報告引起的重要倡議是，承認需要成立一個機構來確保西方反間諜機構之間進行更為密切的合作。政府通訊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已經根據英美協議的條款作了正式的情報和機密的交換，軍情六處和中央情報局則定期地通過在倫敦的聯合情報委員會和在華盛頓的國家安全理事會來交換外國情報分析。但反間諜工作基本上是臨時性的。安格爾頓和我常常談到組織一個自由交換反間諜情報的討論會的價值，如果要取得最好的進展，超國界的反間諜情報交流，尤其是從叛逃者那裡獲得情報以及接觸每個國家的檔案，都是最基本的條件。安格爾頓是一個獨斷專行的人，他想利用格雷一科因報告來強迫我們進行單向交流，不過他最後還是承認互惠的討論會的好處。由於他的敦促，我們組織了一個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高級反情報官員參加的會議，大約每隔十八個月就舉行一次這種會議。這個會議被稱為卡紮布（CAZAB ），第一次會議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舉行。

　　格雷一科因報告並不是霍利斯一生當中的唯一不幸，當他快退休時，「流暢」工作的框架已經定形。工作組成員包括軍情六處反間諜處的特倫斯·萊基和傑弗裡·欣頓以及在一九六五年調人的阿瑟·馬丁，軍情五處的人員有帕特裡克·斯圖爾特、安妮·奧爾尤因和D 處三科的伊夫琳·麥克巴尼特，我擔任工作組組長。文件直接發到D 處處長亞曆克·麥克唐納和反間諜處處長克裡斯托弗·菲爾波茨那裡。我們每星期四在我的辦公室或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六樓會議室裡碰頭。

　　開始時氣氛很緊張。每個成員都明白手頭這項任務的可怕意義——詳細檢查關於英國情報機關被滲透的每一項指控。「流暢」工作所作出的第一個決定是改變阿瑟和我在米切爾案件中採用過的解決滲透問題的方法。一九六三年，當我們把滲透案件呈報給狄克·懷特時，我們著重於依賴對技術案件和雙重間諜案件中特殊情況和矛盾疑點的各種分析，行話稱之為「脫節」。「流暢」決定對所有的「脫節」不予理睬，它們掩蓋了叛逃者提出的有關滲透問題的明確指控，而只有這些明確指控才是原始的依據，於是我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這些指控上面。

　　第一個任務是核對這些指控。在米切爾調查工作中，大部分工作已經完成，剩下的工作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因此我提議把它作為D 處三科研究項目的整體的一部分來進行。

　　經過六個月的工作，我們編輯了一份龐大的檔案，其中包括指控的全部清單——共有二百多起指控，有的指控甚至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些指控被分發給組內的各個官員。來自波蘭的指控，如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分配給特倫斯·萊基。伊夫琳·麥克巴尼特負責處理軍情五處的舊的指控，帕特裡克·斯圖爾特負責戈利金的材料，我查閱克裡維茨基、沃爾科夫和「維諾納」行動檔案。

　　指控搜集完了之後，我們立即對它們進行了評估。我們仔細地檢查了每一項指控，並對它的正確性做出決定——也就是說，我們是否肯定它是真的。例如，一個叛逃者可能會說軍情五處或六處有一個間諜，我們能否判斷出這項指控的真假？如果我們確信這項指控是真的，那麼就用反間諜工作的行話稱之為「一張真清單」，然後我們再核對每一項指控是否被歸到一個已知的間諜身上，如菲爾比、伯吉斯，或布倫特，如果已經歸納上去了，我們就根據以後出現的情報，再對這種歸納進行重新檢查。

　　對指控的評估取決於我們記錄的質量。軍情六處的檔案混亂是我們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每一個地區科和反間諜處都保存著他們自己的記錄。軍情六處是情報提供者，而不是整理者，幾乎不考慮建立一個有效的記錄保存系統，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指控被擱起來而不加以解決，這就是一個主要原因。因此，大家一致認為需要對軍情六處的檔案室進行改進，並把這作為我們的一份附加工作來完成。一九六七年，阿瑟終於離開了反間諜處去接管了軍情六處的檔案室。他在那裡對檔案系統進行了全面的整理，為英國情報部門做出了最後一項重要貢獻。

　　經過全面的檢查，二百起指控分別被歸納到六類當中的一類裡：

　　a 該指控是「一張真清單」，可確切歸屬於一名已知間諜；

　　b 該指控是「一張真清單」，幾乎可以歸屬於一名已知間諜；

　　C 該指控是「一張真清單」，但不可能歸屬於一名已知間諜；

　　d 由於情報材料不足，不可能斷定該指控是不是「一張真清單」；

　　e 該指控有待質疑；

　　f 該指控不是「一張真清單」，如同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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