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77)_彼得·賴特

七七

　　這裡還有一起應該考慮的案件就是弗蘭克·博薩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聯邦調查局的格魯烏間諜「大禮帽」，提供了英國物資供應部絕密文件的照相複製件。這是有關導彈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國的高級機密，嫌疑分子的範圍很容易就縮小到幾個人身上。我們用了所有的監視方法把這幾個嫌疑分子都控制起來了。我們發現，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薩德偶爾在午飯時間到滑鐵盧車站的左邊行李房去取一隻箱子，然後又去一家在布魯姆斯伯瑞的飯店，用假名在那裡為自己訂一個房間。他獨自一人在那房間裡呆上半個小時。離開房間時，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後又回去上班。軍情五處不久便把那只箱子從滑鐵盧拿走了，發現裡面有幾架文件複製照相機，幾盒膠捲和兩張灌有八首俄國歌曲的唱片。這幾首俄國歌曲的詳細內容被複製下來。箱子裡的所有東西都用照相機翻拍複製下來，然後再放回箱子原處。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鐵盧車站。我給通訊總部打了個電話，把唱片記錄下來的詳細內容告訴了他們。政府通訊總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時的時間，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國發報機傳送過來的，通過方位搜尋，發現這台發報機是在莫斯科地區，是一種俄國情報機構使用格魯烏的發報機。

　　我們決定在博薩德下次從滑鐵盧車站取出箱子並帶著它到飯店去的時候逮捕他，時間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那天他是在翻拍絕密文件時被抓獲的。面對軍情五處知道記錄下來的五首歌曲內容這一事實時，他承認他為了錢而為俄國人提供秘密文件的照相複製件，他把這些複製件放在死信投遞信箱，如地鐵一類的地方，然後通過同樣的渠道取回錢。在被俄國人招募之後，他在近五年的時間裡只見過一次俄國人。他說發報機播發過來的歌曲是說明哪一個死信信箱可以去投遞，哪一個信箱不能再使用。軍情五處掌握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證據，並依照第一節條文規定提起公訴。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博薩德被判處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大禮帽」這個情報源是一根內線，那麼俄國人為什麼決定捨棄博薩德呢？首先，俄國人在一九六三年成功地利用了「費多拉」和馬爾特裡案件來損害軍情五處，結果使人尤其使軍情五處更加懷疑「費多拉」是安插進來的一根內線。一九六四年，「大禮帽」告訴軍情五處一個消息，說英國首相辦公室被人使用技術辦法進行了竊聽。除非俄國人擁有比我們所知道的更為先進的竊聽系統，否則這是不大可能的。我們搜查這種正在使用的竊聽系統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失敗了，從而使得英國人認為這個消息是編造出來的了，軍情五處和聯邦調查局都對「大禮帽」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大禮帽」提供的英國絕密級文件的照相複製件，不僅使人難以相信他是一個安插進來的內線（人們要問：俄國人會拋棄這樣一個情報源嗎？），而且還會再次引起美國人對英國安全部門的嚴重懷疑，在美國引起要求中斷向英國傳送機密的呼聲。如果要選擇一個間諜去冒險的話，博薩德便是個理想的人。他實際上同俄國人沒有有形的接觸，他的莫斯科無線電控制是通過那些無害的歌曲來實現的。如果沒有通訊總部的詳細分析，我們是不能夠懂得唱片的意義的，同時也不能夠證明俄國情報部門與博薩德之間所進行的通訊活動。因此只能依據非法複製機密文件這一理由對博薩德提出訴訟，而對這種技術犯罪，相對來說，往往只給予較輕的處罰。通訊總部和軍情五處所具有的專業技術業務再一次抓出了俄國人。這次成功有兩大主要效果，即不僅使美國情報部門能夠在美國政府內部保護英國的利益，而且還加深了而不是減輕了對「大禮帽」的懷疑。

　　但是，對這個基本的問題不能不試問一下：為什麼俄國人認為他們必須誇大「大禮帽」的真實性？他從一九六二年底就開始活動了，如果在軍情五處、聯邦調查局或中央情報局的上層裡沒有耳目的話，俄國人是不會知道我們對他產生了懷疑的。一九六四年底，軍情五處對此愈加表示懷疑，只有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內情報處處長沙利文對「大禮帽」的真實性毫不懷疑，但沙利文肯定不是俄國間諜。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只有安格爾頓和一兩個親密的同伴對大禮帽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軍情五處少數幾個知道「大禮帽」的人都不相信他是真間諜。霍利斯也知道這些人對「大禮帽」的真實性十分懷疑。

　　在同盟關係上還有其他緊張的問題。美國情報界對一九六四年哈羅德·威爾遜掌權和工黨政府抱有深刻的敵意。部分原因是反工黨的偏見，部分原因是工黨決定放棄北極星式導彈——一個很快被他們撤銷了的保證。

　　自一九六三年底，霍利斯訪問華盛頓之後，米切爾事件以及軍情五處本身在最高層或接近最高層被嚴重滲透的擔憂籠罩了一切，而秘密情報局顯然又沒有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阿瑟·馬丁被解雇只能加重美國的懷疑。他們知道馬丁是獻身于搜索藏在任何地方的「斯大林的英國人」，在美國人眼裡，這仿佛是一個公學的小集團把他送走的。

　　一九六五年中期，事情冒出了頭，約翰遜總統指定由總統國外情報顧問委員會對英國安全事務進行考察。這個委員會是由退休的情報界頭面人物、銀行家、工業企業家和政治家組成，專就改進國家安全問題向總統提出建議。其中有兩個人的任務是負責考察絕密業務——一個是戈登·格雷，他是艾森豪威爾當總統時的國防部長、北卡羅萊納州的州長，現在是該委員會的秘書長；另一個人是傑拉爾德·科因，他以前是聯邦調查局的高級官員，主持該委員會已經十五年了。

　　一九六五年夏天，格雷和科因悄悄來到倫敦，開始對英美情報關係進行考察，尤其是對軍情五處的效率進行了考察。這項工作進行得極其仔細，英國情報部門沒有哪個人知道這項工作正在進行。在任何國家裡，這種考察都會被冠以一個難聽的名字——間諜活動。格雷和科因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克利夫蘭·克拉姆提供的，此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倫敦的負責與軍情五處聯繫的官員。克拉姆是一個很有才能的、頭腦冷靜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在倫敦服務多年，對軍情五處的薄弱環節太清楚了。克拉姆多次把格雷和科因帶到萊肯菲爾德大樓和軍情六處總部，但只把他們兩人作為同事來向別人介紹。當時，所有像克拉姆那種地位的中央情報局的官員都是公開進出一切英國情報集團的，他向我們說這種假話是非常容易的。

　　一九六五年，我去華盛頓訪問時才第一次聽說格雷和科因的考察。安格爾頓向我介紹了已經定稿的報告內容，我聽了十分吃驚。格雷和科因對軍情五處提出一個毀滅性的批評，他們引用了英國反間諜工作規模不大的例子，說有許多工作能力很強的官員由於組織不當以及缺乏財力而被浪費了。報告特別對軍情五處內部的領導質量提出了批評，尤其是霍利斯和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卡明的領導質量。格雷和科因最後作出結論，霍利斯顯然不僅已在高級官員當中失去了信任（這是真的），而且在白廳那些同等地位的人當中也失去了信任（這也是真的）。

　　安格爾頓為這份報告所激動，他告訴我，它將為英美反間諜工作的新關係奠定基礎。他還告訴我，中央情報局打算同美國駐倫敦大使戴維·布魯斯一起直接去找哈羅德·威爾遜，向他彙報考察的發現。

　　「一切都將發生變化，」他說，「我們將充實中央情報局的倫敦站，其中一半的人將直接在軍情五處內部工作，我們要接觸一切，並且要盡力幫助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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