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73)_彼得·賴特

七三

　　「我希望你能給我來點什麼喝的。」他在我們到達飯店時這樣說。

　　他和沃森都緊張地互相打了招呼，生怕在帕特裡特和我面前流露出任何熱情。沃森十分虛弱，就像一個剛從醫院裡出來的人。最後經我們勸說，他又講了一遍與俄國人交往的故事。在審訊室裡，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可在布倫特面前講這個故事就顯得可笑了。

　　他們兩人都用了大部分時間來談劍橋，談奧托，談在三十年代把立場移往左邊。我感到驚奇的是三十年代的理想主義和積極性結束時的那種奇特的方式：在一個飯店的房間裡，一瓶蘇格蘭威士忌，一瓶金酒。他們想要改變世界，但卻以改變自己而告終。

　　「我現在已經洗手不幹了，阿利斯特。」布倫特說，「我已經坦白了，」他繼續說，「我還在這裡，你不必擔憂。」

　　可沃森根本不聽布倫特的懇求。他們的談話自相矛盾。沃森無法自持地嫉妒布倫特，顯然從三十年代起一直如此。然而，這種嫉妒只有在他喝多了酒之後對他的朋友進行攻擊時才暴露出來。對他來說，背叛變節仿佛已經是一個次要的問題。他的一生已經敗下來了，於是更加有興趣地談論著這一步是在什麼地方走錯的。

　　「你如此成功，安東尼，可正是我才是劍橋的偉大希望。劍橋是我的整個生活，」他說著竟快要落淚了，「但我不得不參加秘密工作，而它卻把我的一生都毀了……」

　　布倫特離開了桌子，焦慮不安，處境窘迫。他走到在房間另一頭的酒櫃前。他差不多已經喝了整整一瓶金酒了，可仿佛還想喝。我走到他面前。

　　「怎麼樣……？」我問。

　　布倫特站在那裡，他的雙肩由於緊張而往下垂著。

　　「我想你是對的。」他說，眼睛閃爍著衝動的光芒。「我想他一定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可我從來沒有招募過他，蓋伊也從來沒有說過他招募過他。」

　　金酒喝完了，布倫特為他自己倒滿一杯雪利酒，並加了一點蘇打水。他一飲而盡。

　　「有時，」他說，「我想進監獄會更舒服。」

　　維克托和特斯·羅思柴爾德在D 處三科調查三十年代的事上一直給予了幫助。他們兩人對這一時期的人際關係和那些暗藏的關係都了如指掌。他們常常能夠安排那些與「五人集團」有關係的人同我見面，否則這些人是不情願這樣做的。維克托還為我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引見。譬如，在沃森案件之後，令我入迷的問題之一是，除了沃森以外，其他的科學家究竟在什麼程度上曾經是招募的目標。伯吉斯、布倫特、菲爾比和麥克萊恩都受過第一流的教育，我懷疑還有沒有別的小團體也被招募，譬如像蜚聲全球的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

　　我的懷疑落在了著名的蘇聯科學家彼得·卡皮查——俄國原子彈之父身上。卡皮查在二十年代由英國皇家學會資助來到劍橋，他在劍橋建立附屬于卡文迪什實驗室的蒙德定律溫度實驗室。卡皮查一直同蘇聯政府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人們看見他多次在自己的房間裡接待俄國的情報官員。到了三十年代，蘇聯鑒於日益加劇的國際緊張局勢，堅持讓卡皮查回蘇聯工作，並被允許攜帶他所有的設備回國。他在大戰前後都一直與英國的科學家們保持著聯繫，常常在莫斯科郊外他那設施齊全的別墅裡接待那些來俄國的科學家。多年來，軍情五處內部流傳著卡皮查以他的慧眼在卡文迪什實驗室發現了他可以招募的對象這種說法，可始終沒有人對這個說法進行過探究。沒有人知道這些招募對象是誰，或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卡皮查的招募是否成功了。這又是一起無頭案，只得留在檔案裡讓人們懷疑和猜測。

　　只有一個人能幫助我們更多地瞭解卡皮查，他就是阿德裡安勳爵。阿德裡安與卡皮查很友好，在劍橋時就有聯繫，他是在卡皮查還沒有離開英國時認識他的。六十年代時，阿德裡安曾任劍橋大學校長和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維克托很快就安排了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與阿德裡安見面，然後再不知不覺地引他談到蘇聯科學家這個話題。

　　阿德裡安完全願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們對卡皮查的懷疑，儘管他非常敬佩卡皮查的成功。他—一舉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別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檔案室去核實，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會見、估量、澄清，也有個別的人需要從秘密崗位上調離。所有這一切終究是為了保證不使任何一個人漏網。

　　維克托所給予的最重要的幫助是勸說弗洛拉·所羅門再次與軍情五處的人見面。從她與阿瑟的談話中我知道，她瞭解的情況比她講出來的情況更多。三十年代中期，她顯然是生活當中最為活躍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麗棋·菲爾比以及伊迪斯·杜德·哈特在一起，成了羽毛未豐的「五人集團」的鼓勵者、同夥以及信使。她同阿瑟見面以後，拒絕與軍情五處再次見面。她對陰謀與背叛有一種典型的俄國人的猜疑。她以為我們會出賣她，把她投進監獄，或者被俄國人暗殺，就像她相信湯姆斯·哈裡斯的情況一樣。我請維克托代表我去向她說情，她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中期同意見我。

　　「丹尼斯·普羅克特這個名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她咆哮著說。

　　的確意味著某種東西。丹尼斯·普羅克特當時是燃料和電力部的常務副大臣，他是三十年代進入行政機構的，曾擔任過斯坦利·鮑德溫的私人秘書。通過我的劍橋和牛津之行，我發現差不多有十多個人都指出普羅克特在念大學的時候，就是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左翼分子，雖然他不是一個共產黨人。他具有共產國際在劍橋招募的對象的典型痕跡——他是伯吉斯、布倫特、菲爾比和沃森的好朋友，也是「使徒學會」的成員。

　　還有一件有關普羅克特的怪事讓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不明原因地離開行政機構，在哥本哈根一家輪船公司找了一個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又突然重新出現在倫敦，並恢復了在行政機構的生涯。

　　我問弗洛拉為什麼提到普羅克特。

　　「金過去常常帶著一些人來看我，」她說，「他對我的意見很重視。我從來不介入，不過我常常告訴他我對他招募的人的看法。」

　　「就普羅克特而言，你對他講了些什麼……？」

　　「金有一天晚上帶他來吃飯，我不喜歡他。我告訴金，這個人不好，沒有脊樑骨。我問金他如何受得了重壓？」

　　普羅克特顯然是布倫特決意不肯告訴我的另一個名字。我去找了霍利斯，請求允許我與普羅克特談一談，可他拒絕了。他說那將在白廳引起太多的混亂，那裡的問題已經夠多了。我得等到他退休以後。霍利斯說畢竟只是幾個月以後的事嘛。

　　普羅克特退休後住在一個很可愛的法國鄉下的農莊裡，這個農莊在阿韋尼榮郊外山巒起伏的鄉下。他同他的第二個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到法國去拜訪了他。

　　普羅克特有一副顯貴般的外表，鷹鉤鼻子，前額周圍的頭髮已經脫去，帶著一股宗教氣息。他和藹而大方地接待了我，這是上層英國人對來訪者團有的分寸感。我解釋說軍情五處正在追詢三十年代的事。

　　「我們只是找找線索，你知道，就是那一類的事……」

　　普羅克特用文職人員的簡潔的語言談起那一時期。開始時，他沒有談及自己。像一個標準的文職人員，對於其他人的生活和決定，他是一個謙遜的旁觀者。可是在他的含蓄下面，我能覺察出一種熱情，仿佛他在回憶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你對在那時的事情怎麼看？」我間道。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