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70)_彼得·賴特

七〇

　　幾個月後，他被邀請到伯吉斯在切斯特廣場的公寓裡與伯吉斯一起吃飯。兩個都窮酗極飲。半夜兩三點鐘時，伯吉斯勸他為和平而工作。伯吉斯說，雖然這是一項危險的工作，但卻是很值得的。他們還談到了許多當時知識界的動亂，納粹的威脅，談到在學術研究中需要採用更多的馬克思主義。漢普希爾當時以為這是邀請他參加左翼爭鳴學會的前奏，這種學會當時在牛津劍橋的青年知識分子當中很流行，可伯吉斯並沒有提出什麼特別的建議來。「現在回想起來，」漢普希爾說，「也許伯吉斯正在試圖招募我。」

　　我回到倫敦後同布倫特核實了這件事。他還記得克盧格曼的晚餐，並證實那是一次檢驗活動。但他說他並不知道伯吉斯的勸說，也不能肯定那次晚餐是在一九三五年還是在一九三七年。這些日期很重要，一九三五年，布倫特和伯吉斯僅僅只是共產黨員；可到了一九三七年，兩個都成了間諜了，因此任何招募工作都是為俄國人幹的。我派了一個工作人員去看本·尼克爾森。非常幸運，他保存著記錄他生活的完整的日記。為此，我們可以肯定，那次晚餐毫無疑問是在一九三七年。

　　我去見懷特，把漢普希爾的材料拿給他看。令我驚奇的是，為什麼漢普希爾在伯吉斯一九五一年叛逃後，從未把他同伯吉斯有過來往的事告訴給軍情五處。懷特也證實漢普希爾從來沒有向他提及過這件事。我從漢普希爾回到倫敦後又去看他。他仿佛有一絲尷尬。他告訴我，說伯吉斯對他的接近之混亂，使他無法肯定其重要性。至於布倫特，他從來就沒有思考過布倫特參加晚餐聚會與伯吉斯的接近有什麼關係。布倫特在整個戰爭期間同狄克·懷特、蓋伊·利德爾等人私交很深，因此漢普希爾認為布倫特是完全可以信賴的。不管怎麼樣，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要想結束這一章。

　　懷特和霍利斯選出來主持英美情報合作機密檢查工作的人，竟曾經不知不覺地成了蘇聯的招募目標。這一發現使他們兩人都陷入了極其尷尬的境地。他們知道，對漢普希爾進行的審查在美國人眼裡簡直是遠遠不夠的。尤其在當時，美國對英國情報部門搭上的「守舊的老關係」極其反感，因而他們都不可能爽快地認輸，漢普希爾案件就這樣永遠被小心地埋了起來。

　　招募漢普希爾的失敗點明了克盧格曼在三十年代蘇聯情報人員招募工作的作用，這也是很有趣的。他是安排那次在巴黎的試探晚餐的主要人物。凱恩克羅斯也告訴我們，招募他的正是克盧格曼。在這以前，軍情五處一直認為克盧格曼僅僅是一個公開的英國共產黨積極分子，而不是一個秘密招募間諜的人或一個搜羅人才的人。很顯然，如果我們說服或強迫克盧格曼坦白，他會把許多三十年代的事告訴我們。我知道克盧格曼是不會讓軍情五處直接靠近他的，因此我們就同凱恩克羅斯搞了一項交易。如果他回英國來同克盧格曼對質並說服他同軍情五處的人見面以便講出一切情況，我們就允許他回到英國。

　　凱恩克羅斯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在倫敦同克盧格曼見了面。克盧格曼是一個老頭兒，階級戰爭中堅韌的老戰士，他正忙於寫英國共產黨黨史，以作為他一生工作的最後遺囑。他聽了凱恩克羅斯要他去同軍情五處的人見面時，便大笑了起來。凱恩克羅斯威脅他說，如果他不同意，他就要揭發他，克盧格曼聽了以後完全不屑一顧。這次試驗沒有成功，凱恩克羅斯被迫回去繼續過他的流亡生活。不久，克盧格曼就帶著他的秘密進了墳墓。

　　還有其他許多拒絕讓我們靠近他們的英國共產黨忠實的公僕。鮑勃·斯圖爾特和伊迪絲·杜德·哈特兩個人都是作為信使與「五人集團」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O年有過聯繫，我們對這兩個人進行了試探。他們兩個人都守口如瓶，他們都是紀律性很強的戰士。我們很難找到突破口。公眾很少知道軍情五處在進行這類調查時所處位置的薄弱環節。我們不能強迫別人同我們說話，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幾乎都要依賴于對方的合作，除非馬上進行逮捕行動。譬如，布倫特告訴我們他知道有另外兩名間諜，其中一個是在招募利奧·朗時被發現的，其實朗已經由布倫特在指揮。布倫特當時正在同那個招募間諜搞見不得人的不正當關係，雙方就朗的問題都互不通氣，這使得情況更加複雜化了。這兩個間諜現在還活著，住在倫敦。他們在戰爭期間從事「幽靈」計劃，後來他們離開了這個工作，開始了學術生涯。兩個人都不同意與我們見面討論他們與俄國情報工作的牽連。惟一的積極行動是對一名高級警長進行警告，這位警長與其中一個間諜是朋友。於是這兩個人的關係便中斷了。

　　第十七章

　　在我同布倫特見面後一年，一個明顯的模式出現了。我以開玩笑的方式從他那裡掏出了一些東西——大多數是他從伯吉斯那裡搜集來的枕邊談話。他聲稱《泰晤士報》有一個撰稿人曾經被他們拉攏過。我跟蹤了這位撰稿人，他證實伯吉斯企圖招募他，但被拒絕了。他害怕被抓的後果。布倫特證實的另一個連絡人是國防部的職員，叫湯姆·懷利，此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布倫特說懷利過去常常讓伯吉斯看他手頭經管的一些材料和文件。雖然布倫特迫於壓力只得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情況，可他交待出來的人要麼死了，要麼早就退休了，要麼舒舒服服地跳出了危險並不再有機會接觸機密了。

　　我知道布倫特一定知道那些還沒有退休，並仍然活躍在秘密世界的人，這些人便是他正在保護的對象。我怎樣才能夠識別出他們呢？我決定排出一張名單，凡是我所會見過的人所提及的並在戰前持左翼觀點的人，凡是我所會見過的我認為有可能是伯吉斯的招募對象的人都被列入其中。

　　有一個人的名字在所有其他名字裡顯得很突出：阿利斯特·沃森。柏林提到過他，作家阿瑟·馬歇爾提到過他，特斯·羅思柴爾德也提到過他。他們都說他在三十年代是劍橋的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使徒學會」的成員，是布倫特和伯吉斯的親密朋友。據他們回憶，伯吉斯在三十年代很欣賞他，因此他有可能被伯吉斯拉攏過。

　　我開始對沃森的背景情況進行了調查。我在戰爭期間同他很熟。他現在是海軍部研究實驗室的科學家，實際上他曾經在布裡斯托爾與我弟弟在一起住過兩年。當時我對沃森從不介意。他個子很高，瘦削，一張打皺的臉就像山羊一樣。他走起路來總是踞起腳，其姿態很奇特。沃森把他自己視為他那個時代裡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可他那些同事多數則認為他在實際工作上的動手能力是很差的，而且他在理論方面也是錯誤百出。我認為，他倒有點像個騙子。

　　沃森是個失敗者。他在劍橋時，曾被認為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並註定要獲得學術上的最大的榮譽，可後來人們發現他的論文裡有大量的基本錯誤。他沒有能夠爭取到獎學金，只得在海軍部找了一個工作。他先在海軍的一個雷達信號集團工作，後來當了海軍部研究實驗室潛艇探測研究小組的組長。這是整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禦體系中最機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時這又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工作，尤其對一個曾在青年時代大有希望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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