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69)_彼得·賴特

六九

　　我對紮納的檔案進行了研究。他在戰爭期間為軍情六處在波斯負責反間諜活動。這是一件艱巨而危險的工作。通往俄國的鐵路線上繁忙地運送著重要的軍需物資，這條鐵路是德國進行破壞的主要目標。紮納完全勝任這一工作。他大部分時間是在黑暗中度過的，會流利地講一些地方方言。他在陰暗殘酷的反破壞世界裡展開活動。大戰結束後，他的任務卻更加艱難了。俄國人企圖自己控制這條鐵路，紮納則不得不在俄國的邊境線附近工作，常常冒著被親德或親俄的阿拉伯人出賣和暗殺的危險。從表面上看，紮納能夠活下來這一事實使裡斯的指控有一點可信。

　　戰後紮納離開了情報界，到了牛津大學擔任古波斯文教授。我約他到「全靈大樓」見面。牛津大學和英國情報機構有著堅固的關係，在以後的五年裡，我多次去過牛津。這次同紮納見面是我的第一次牛津之行。

　　紮納個子矮小，瘦削而結實，外表有一種博學者的心不在焉。他給我倒了飲料，輕鬆地談到在秘密世界的老同事們。在他談話時，我思考著怎樣才能策略地向他披露我此行之目的。我決定不必顧慮。

　　「很抱歉，羅濱，」我開始說，「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正在追查一些過去的指控。恐怕有一個指控是沖著你來的……」

　　開始他只是嘲笑。沖他來？他抗議。當然，一定是我弄錯了。我有沒有核實過他的材料？哪一種指控？

　　我把沃爾科夫以及波斯間諜的事告訴了他。

　　他聽了以後癱倒在座位上。從他的反應中看出，他被裡斯惡意地報復了，他被弄錯了。

　　「我在沙漠區度過了六年，」他只是有氣無力地說，「雅爾塔以後，其他的人都回家了，我卻又呆了兩年。我沒有得到什麼榮譽，但我認為至少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紮納說這話時只帶著一種悲傷，而沒有任何怨恨。他冒著一切危險做了那一切，可多年以後，卻因此而受到指控。這深深地傷害了他。他輕輕擦去眼中的淚水。我感到自己是一個卑鄙的人，就像一個在深更半夜裡把壞消息告訴給家長的警察。

　　紮納使自己鎮靜下來後，又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學者。當然，他理解我為什麼來見他。他敘述了他在軍情六處的簡單歷史。他苦苦地思索著想尋找線索，想弄清沃爾科夫說的間諜是誰。我們說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全靈大樓」的塔尖的影子消失在草地那邊。「想不出哪個英國人會是這樣的間諜。」他一邊說，一邊用腳輕輕地在地板上敲擊著，仿佛這樣會激發他的回憶。「我們的人不多，我可以為每個人擔保。」

　　他認為這個人可能是個一般的情報人員，而不是一個情報官。在戰爭的後期，軍情六處和克格勃常常共同使用諜報人員，顯然這個人有可能是安插進來的一根內線。有一個名字倒很吻合，叫魯迪·漢堡。軍情六處招募他以後，他被俄國人逮了起來，後來又被釋放了，重新被軍情六處雇用。這段時間正好與沃爾科夫在莫斯科看到的檔案裡的時間相吻合。看來漢堡可能是在監獄裡被他們收買了，他們給他的任務是盡可能瞭解他的英國雇主的一切情況。（魯迪·漢堡是「蘇妮亞」的第一個丈夫，她後來是駐英國和瑞士的非法分子。）

　　紮納和我分手時我們已成了朋友。可我一想到我在指控上所作出的輕率的一切時，就感到很內疚。當我想到那些沒把問題弄清楚就把這樣的指控放在檔案裡那麼多年的人時，心裡就充滿了憤怒。當我驅車回倫敦時，我開始對清理這些無尾線索所付的代價產生了懷疑。我想，把這些事情翻出來是不是公正的？畢竟，讓它們留在檔案裡不予干擾和解決會更好些。

　　那年的聖誕節，紮納給我寄來一張友好的聖誕卡。幾年之後，他就去世了。我送了一個花圈，急切地想補償點什麼；可我永遠忘不了我問他是不是間諜時他臉上的那種表情。在那一瞬間，牛津的文明搖籃似乎在他周圍解體了，他又回到了邊境附近，被敵人包圍著，孤零零地被出賣了。

　　裡斯給我的最後一個名字是斯圖爾特·漢普希爾爵士。他是無線電安全局的一位出色的密碼破譯家和分析家，是一個精華小組的成員。那個小組曾經破譯了德國情報局的手寫密碼，並為雙重間諜系統奠定了基礎。戰後，他在外交部工作，以後又在牛津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哲學教授，開始從事引人矚目的學術事業。裡斯在一九五一年提出指控時沒有任何證據，僅僅只以漢普希爾在三十年代是伯吉斯的好朋友這一點為基礎。我從那些被會見過的人當中瞭解到，漢普希爾的同齡人認為他有左傾思想，但他並不是共產黨人。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根本沒有任何人想到要同他談談，以便瞭解他所知道的關於伯吉斯的情況。

　　但是，漢普希爾案件出現了極其複雜的情況。儘管他早已從秘密世界退休了，但內閣大臣伯克·特倫德邀請他去進行一項關於政府通訊總部未來發展的研究。自從美國國家安全局進入人造衛星時代之後，人們開始對日益上升的信號情報愈加關注。美國人正在竭力促使通訊總部分擔間諜衛星的經費。即將執政的工黨政府面對著每年超支一億英鎊的問題。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指示特倫德檢查一下，看看這種衛星經費是否合算。特倫德同狄克·懷特商量，懷特建議讓漢普希爾來做這項工作，因為他曾在無線電安全局工作過。我讀了漢普希爾的檔案之後，感到很吃驚，漢普希爾從來沒有受到過審查，儘管還有裡斯的指控。狄克·懷特認識漢普希爾已經有好些年了，他只簡單地給霍利斯寫了一封信存入檔案，僅此而已。

　　對漢普希爾進行的調查耗去了許多時間。在此期間他任意進出政府通訊總部，還對美國國家安全局進行了一次為期六周的訪問。在漢普希爾的報告裡提出了許多基本問題。首先，鑒於日益增加的費用，英國是否有能力維持英美協議中所規定的由英方負擔的那部分費用。英美協議保證了我們同美國進行許多的信息交換。第二，英國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是，英國是否要與美國一起研製新一代的間諜衛星；第三個方面是政府通訊總部應該在什麼程度上支持「反小集團」活動。

　　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是：是，不是，是。我們一方面不能失掉英美協議中所保證的交換，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堅持，並不一定要為每一項新的技術研製付英鎊。至於「反小集團」，漢普希爾是非常支持的，他要求進行改變的唯一工作是停止空中「筏夫」，其理由是投資效益不大。我當時對此是反對的，但後來又認為這是一項合理的節約措施，再說，英國皇家空軍已開始討厭我們所提出的要求。漢普希爾同我一起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關係。我竭力促使漢普希爾提出建議成立一個新型的無線電安全機構，它將由軍情五處控制，獨立於通訊總部之外，專門負責跟蹤在國內的間諜無線電通訊。我想，根據漢普希爾的背景，他一定會歡迎這個設想。我還告訴他，這是一條惟一能保證我們得到所需要的設備的方法。漢普希爾沒有同意，其結論是，這樣的舉動會遭到通訊總部和軍情六處的強烈反對，這樣就不大可能成功。他的這個結論大概是對的。

　　在漢普希爾完成他的研究之前，顯然是不可能找他談了。一九六七年我得到允許，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漢普希爾在該校擔任客座教授。我對普林斯頓非常熟悉，我當科學家時，常常到那裡去訪問。魯迪·康普弗，即那位發明行波管（在大多數微波線路上使用的無線電電子管）的科學家，曾經就普林斯頓的奇特的建築向我作了一個很好的描述。他把它稱為「冒牌的哥特式科茲沃爾德」。

　　我同漢普希爾談了一陣，主要問他對伯吉斯還能回憶出些什麼。他告訴我，說他現在想起來當初恐怕他也是伯吉斯要招募的對象，儘管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描述說他和安東尼·布倫特是怎樣一起去巴黎旅行的。有一天晚上，他們同詹姆斯·克盧格曼以及另一位藝術家本·尼克爾森一起吃飯。飯後，克盧格曼主持了一次長會，他們對漢普希爾的政治信仰進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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