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64)_彼得·賴特

六四

　　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清洗了所有的「偉大的非法者」。這些人是託派分子和非俄羅斯人，斯大林堅信這些人夥同紅軍中的一些人一起圖謀反對他。他們被一個個地召回莫斯科，然後被殺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在完全清楚等待著他們的命運的情況下甘心回去的，也許他們希望能以他們在西方為他所做出的偉大貢獻來說服這位發瘋的暴君。而像克裡維茨基這樣的一些人決定叛逃，其下場幾乎是肯定的。一九四一年他最終在華盛頓被俄國刺客所暗殺。

　　「奧托」走後，有一年多時間，「五人集團」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中斷了聯繫，似乎是被遺棄。後來伯吉斯和菲爾比通過菲爾比的第一個妻子麗思弗裡德曼——一個長期的歐洲共產國際代理人，同俄國人重新接上關係。據布倫特說，「五人集團」是通過這樣一種複雜的信使鏈和俄國人聯繫的：從而棋·弗裡德曼開始，把情報傳遞給她的密友和共產國際代理人夥伴伊迪絲·杜德·哈特，然後再傳給鮑勃·斯圖爾特，他是英國共產黨負責同俄國大使館聯絡的專員，最後，再到達莫斯科。在布倫特供認前，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這條信使鏈和它產生的巨大影響。布倫特聲稱，這條信使鏈中的每一個人都肯定知道「五人集團」的身份，但總使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五人集團」居然一直沒有讓軍情五處發現。我們總是假設「五人集團」和英國共產黨組織是完全隔絕的，後者在三十年代已被馬克斯韋爾·奈特領導的特務徹底滲透了。現在看來，我們遺漏了英國共產黨所有秘密中最大的一個。一九三八年，軍情五處正為伍爾維奇兵工廠案件的勝利而沾沾自喜。在此案中，由馬克斯韋爾·奈特的最出色的特工瓊·格雷（X 小姐）提供的證據，致使英共高級領導人因在伍爾維奇工廠進行間諜活動而被判刑。要是我們當時把這案子搞得更深入一些，我們就可以在這個英國歷史上最危險的間諜集團開始活動之前就把他們一網打盡。

　　一九四0 年末，俄國人終於同「五人集團」恢復了聯繫。從這個時期起，他們直接進入了情報世界。這個時期他們的指揮者是「亨利」，一個真名叫阿納托裡·格洛莫夫或高爾斯基的俄國情報官，他在外交官的外衣掩護下進行工作。格洛莫夫一度負責指揮「五人集團」中的所有間諜，幾乎可以肯定包括在「維諾納」通訊中出現的那八個匿名人，直至他一九四四年赴華盛頓去領導唐納德·麥克萊恩，後者當時在英國使館任職。留在倫敦的間諜後來則由鮑裡斯·克羅托夫接手指揮。他是克格勃官員，他在「維諾納」情報中透露了那幾個匿名間諜的存在。布倫特說，他對克格勃指揮官的職業特性非常佩服，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用像「奧托」那樣的方式來激勵他。格洛莫夫和克羅托夫是現代俄國情報機器的專家官員，而對布倫特來說，三十年代天才的歐洲指揮者才是真正的藝術家。

　　「這就是你離開軍情五處的原因？」我問道。

　　「哦，一部分是，」他說，「他們勸誘我留下，但是他們並不真心需要我。金將很好地為他們服務。我知道，他已經爬得很高了。我需要我的藝術，總而言之，他們若真想要我，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脅迫我留下來的。」

　　冷戰的開始和麥卡錫主義的氾濫增強了布倫特的信念：他在三十年代所做的選擇是正確的。他繼續完全忠實於那些仍然還在進行間諜活動的人。在一九五一年，他決定留下來，厚著臉皮繼續幹下去，而不是隨同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一起叛逃。當時，莫丁（「彼得」）曾逼迫他叛逃。他告訴我，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對他來講是不能容忍的。他在三十年代曾訪問過俄國，那是個美麗、令人神往而又富有悲劇性的國家，那裡的「修道院」，即列格勒美術館卻是最使他流連忘返的地方。

　　一九五一年後，留下來的只剩布倫特和菲爾比了。他和菲爾比的交情比起伯吉斯來卻要淡薄得多。菲爾比個性很強，好支使人，然而他極其需要布倫特。布倫特仍能從他在軍情五處裡的從前的朋友那裡打聽到消息，從而能為菲爾比提供一些有關針對他的案情發展的零星材料。他們常常全面討論他們倖存的機會。菲爾比除去他在軍情六處的職業生涯，似乎沒有什麼事能引起他的興趣。他完全不理解藝術和學術成就對於布倫特的重要性，即使在那張羅網把他倆緊圍在一起的時候也是如此。

　　「金和我有不同的生活觀點，」布倫特告訴我，「他畢生只有一個抱負——當一名間諜。而我還有其它的追求……」

　　布倫特佩服菲爾比，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對菲爾比絕對的信念和冷酷無情的一維生活觀念的恐懼。布倫特需要愛情，需要藝術，最後需要英國政府中的舒適的生活。而菲爾比則是過著從床到床的單調生活；他對女人抱有一種阿拉伯式的態度，需要的只是來自謀報活動的刺激。艾賽亞·伯林曾對我說：「安東尼的困境在於，他既想要用社會的獵犬去打獵，又要同共產主義的野兔跑在一起。」

　　「金從不會動搖。」他說，「他永遠是忠誠的，直至最後。」

　　一九六四年末，我被淹沒在大堆的來自朗、凱恩克羅斯和布倫特供詞的材料中。此外還有一項繁重的任務，即核對和系統地重新考察自一九六0 年以來各種叛逃者交給軍情五處的所有材料。正在這個節骨眼上，西蒙茲關於米切爾案件的第二份報告終於送到了我手上。

　　一天早晨，大約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大選的前兩周，霍利斯的秘書給我送來了一個厚厚的文件夾，並告訴我當天下午去局長辦公室討論這份報告。我連把它讀完都嫌時間少，更不用說研究它了。西蒙茲積極地遵循霍利斯的指示，花費了八個月的時間準備了這份文件。他從來沒有同阿瑟或者我討論過這份文件的內容。但是，它的鋒芒所向則是足夠清楚的。西蒙茲利用布倫特的供詞重新估價了米切爾案件，當然，在擬寫第一份報告時，我們還不擁有這些供詞材料。按西蒙茲的說法，針對米切爾的案子並不十分有力。西蒙茲不準備排斥新的滲透的可能性，但是他覺得這種可能性已經明顯減小了。

　　阿瑟也在當天早上收到了西蒙茲的報告。他知道他正被人撇開，並知道在這樣遲的階段上散發這份報告的決定是一種蓄意的策劃，以防任何反擊。他告訴我，他打算在會議上採取這樣的立場：在獲得充分的時間來研究它之前他不對此發表意見。在會議開始時他保持著沉默，積鬱著怒火坐在會議桌的一邊。

　　霍利斯輕快地宣佈開會。

　　「我提議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他開始說，「我已經閱讀過這份報告，它很使我信服。在作出決定之前，我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正如你們知道的，先生們，大選在即，我感到如果我們現在能夠了結此案，那麼對我們情報部門將更為有利，因為這樣我就不必向新任首相彙報了。」

　　每個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他不想向工党領袖哈羅德·威爾遜彙報，而後者看來越來越有可能在未來的競選中擊敗保守黨對手。霍利斯的態度非常直截了當：布倫特、朗、凱恩克羅斯的案子停頓在某些有用的初步結果上，米切爾一案則被攻克，所有的事情都乾淨利索地解決了。他想要結束這件案子，並把滲透問題已經消失這一點記錄在案。

　　霍利斯徵求圍在桌子四角的人的意見。奇怪的是開始幾乎沒有人評論。米切爾案件的調查在各方面看都搞得如此糟糕拙劣，以至於我們中間很少有人覺得它是個防衛嚴實的球門，特別是因為阿瑟和我現在都強烈地懷疑霍利斯本人就是罪犯。我直率地說，如果西蒙茲的第一個報告是為此案提起公訴，那麼這後一個報告則是為了保護此案。不經審訊，我不能接受「無罪」的判決，並希望把我的觀點記錄在案。霍利斯在放在他前面的便箋上做了一個簡單的記錄後，把它交給了卡明。卡明發表了一通演講，說到在調查米切爾案件當中出現了無紀律現象。我們大家都清楚，把他排除在訓導者之外的決定刺傷了他的自尊心。瓊斯說，有關米切爾案件能說的最好的話只是，此案完全沒有得到證實。

　　「那麼你，阿瑟……」霍利斯問。

　　正在查看報告的阿瑟抬起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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