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63)_彼得·賴特

六三

　　我接手布倫特案件後，在我考慮採取一項新的策略期間，停止了和他的一切會見。很清楚，正面質問不再會起作用：首先是因為霍利斯激烈地反對做任何會激起他叛逃或發表公開聲明的事情；其次是布倫特本人清楚我們掌握的證據是微弱的，我們還仍然只是在暗中摸索，在審訊他時處於盲目無知而不是強有力的地位。我決定，我們必須採用智取的辦法，嘗試在他的性格特點上做文章。我能看出布倫特想讓我們認為他是樂意幫忙的，儘管他從來不這樣做。另外，他很不喜歡被人揭穿他在撒謊。我們必須通過一個緩慢的、逐漸積累壓力的過程來從他身上提取情報，在某個方面取得進展，而不要全線出擊。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擁有遠遠超過軍情五處當時所具有的更豐富的知識。

　　我還決定把會談場所移到他的住所去，讓他來到莫裡斯·奧德菲爾德公寓，他總是帶著一種對立的情緒，處於一種坐立不安的緊張的防衛狀態，並覺察到他的話被錄了音。我覺得轉移到他的住所可以減輕他的緊張感，並使得我們之間能夠形成某種關係。

　　在以後的六年中，布倫特和我大約每個月都在科道爾德學院內他的書房裡全面。布倫特的書房是一間很大的、按豪華的巴羅克風格裝飾的房間，鑲著由他在科道爾德學院的學生所畫的金色葉子的簷邊。每一面牆上都掛著精緻的繪畫，其中掛在壁爐上的是一幅普桑的作品，這是他三十年代在巴黎用維克托·羅思柴爾德借給他的八十英鎊買的。（他原該把這幅畫留給維克托的大女兒埃瑪，但他沒有這樣做。這幅畫後來在估價他的遺產時價值五十萬英鎊，上交給了國家。）這是個討論背叛行為的理想場所。每一次會見，我們都坐在同樣的地方：圍在壁爐邊，緊靠在普桑的繪畫下面。有時我們喝茶，就著精心切制的三明治；而更多的情形是飲酒，他喝馬提尼酒，我喝威士忌。我們總在那兒談著，談到三十年代，談到克格勃，談到間諜和友誼，愛情和背叛。這一段的生活經歷給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鮮明生動的記憶。

　　布倫特是我所見過的最典雅、最有魅力、最有修養的人中的一個。他能講五種語言，並且他的知識所達到的廣度和深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種學識並不限於藝術，事實上，正如他不無驕傲地告訴我的，他在劍橋獲得的第一個學位是數學，而他還對科學哲學保持著終身的迷戀。

　　在布倫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顯的品格力量和難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間的矛盾。正是這種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別的人深深地迷戀於他。他顯然是個同性戀者，但事實上據我從他那兒得知，他至少有過兩個情婦，她們同他保持終身的親密關係。布倫特能在這一分鐘是一個藝術史專家和學者，在下一分鐘就成了情報部門的官僚，或者變成間諜，變成柔弱的同性戀者，變成慢條斯理的國教信徒。但是所有這些角色都使他作為一個人而付出代價。在我們開始會面後不久，我就發現，布倫特遠沒有從免於起訴中得解脫，而是繼續背負著沉重的負擔。這並不是一種負罪的負擔，因為他不覺得自己有罪。他感到痛苦只是因為覺得自己欺騙了特羅思柴爾德和像狄克·懷特、蓋伊·利德爾那樣的好朋友（在蓋伊的葬禮上他曾淚流滿面）。但這種痛苦只在於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在於做了那些本來可以避免的事。他的負擔來自他的那些朋友夥伴和愛人賦予的責任的重壓，他瞭解他們的秘密，而且他感到有責任保守這些秘密。

　　我們一開始在科道爾德學院的會見，我就能看出布倫特略見鬆弛。但是，他保持著機警，因為他知道有關特殊裝置的一切，我馬上就注意到了電話機被謹慎地移到了廳的最深處。我們在那兒會面的第一個下午，當他走出去端茶時我就注意到了這一點。

　　「把茶壺的保暖罩取來蓋在電話機上。」我大聲說道。

　　他笑了。

　　「哦，不用，彼得。你們決不能用那個玩藝兒在那兒聽到我。」

　　起初，我在一個小筆記本上做筆記，但是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記下來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不得不設法採用一種暗中記錄談話內容的方式。最後，緊鄰科道爾德學院的房子要改裝成現代化的。於是我安放了一個探針話筒，穿過牆通到了布倫特的書房。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測量必須十分精確，才能確保探針放在挨著我們座位的布倫特這一邊的正確位置上。A 處二科安排了一位布倫特的藝術家朋友在我訪問他的預定時間裡給他打電話，趁他出去到廳裡聽電話時，我用我的卷尺為話筒的安裝做了所有必要的測量。話筒安裝得很成功，並且直到最後，它一直工作得非常出色。

　　在我們起初的幾次會見時，我設法形成一種鬆弛的氣氛。我努力不給他施加太大的壓力，只滿足談論對往事的回憶。他談到了他如何由當時年青而才華出眾的蓋伊·伯吉斯的招募，參加了蘇聯的事業。對於布倫特，蓋伊仍舊是一個痛苦的話題；他剛在莫斯科孤身一人地死去，他那昔日魁梧強壯的身軀被多年的淩辱壓垮了。

　　「你會發現這是難以置信的，」他一邊倒茶一邊告訴我，「但是任何很瞭解蓋伊的人，真正瞭解他的人，都會告訴你他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

　　「哦，我相信是如此，」我說，「他只是想要英國成為共產主義！他死之前，你得到過他的消息嗎？」

　　布倫特神經質地慢慢喝著茶，杯子和茶託在他的手裡微微地顫抖。然後他走向他的書桌，取出一封信給我。

　　「這是最後一封，」他說，「你們沒有漏檢它，它是被親手交來的……」隨即，他離開了房間。

　　這是一封悽楚動人的信，相當鬆散而充滿情緒低落的觀察見聞。伯吉斯談論莫斯科的生活，並試圖把它說得像過去那樣生機勃勃。時不時他提起往日，提起「改革俱樂部」，提起他們兩人共同認識的人和三十年前他們兩人共享的愛情。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但臨終前他一刻也沒有停止他的呼喚。我讀完這封信時，布倫特回到了房間裡，他心煩意亂，因為他知道我能看出伯吉斯對他仍然意味著什麼，這就更增加了我的懷疑。我第一次贏得了一個關鍵性的勝利。他第一次撩開遮在臉上的面紗，允許我探視那個把那「五人集團」緊密維繫在一起的秘密世界。

　　布倫特是在俄國情報機構的全盛期加入這個組織的，這個時期現在被西方反間諜界稱為「偉大的非法者」時代。一九二八年，警察對倫敦蘇英貿易公司進行了搜捕，在這次搜捕中軍情五處得以破壞了俄國間諜機構的一大部分。在這之後，俄國人得出了教訓，認為他們的合法住宅、大使館、領事館以及類似地點，作為間諜指揮中心都是不安全的。打那以後，他們的諜報人員就改由「非法者指揮，這些人如西奧多·馬利、多伊奇、「奧托」、理查德·佐爾格、亞歷山大·拉多、「索尼亞」、利奧波德·特雷普爾、皮克夫婦、普裡基茨夫婦以及克裡維茨基等。他們根本就不是俄國人，雖然他們都有俄國國籍。他們都是信奉國際共產主義和共產國際的託派分子。他們搞地下工作，常常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並走遍全世界去物色潛在的招募對象。他們是俄國情報機構有史以來最出色的招募者和指揮者。他們彼此都熟悉，相互招募並建立起高級間諜組織，如在英國的「五人集團」，在中國和日本的佐爾格小組，在瑞士的「紅色三人小組」，在德國佔領下的歐洲的「紅色樂團」，這些都是歷史上最出色的間諜組織，它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俄國的生存和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與菲爾比和伯吉斯不一樣，布倫特從沒有見過他們的第一任指揮者「西奧」。他從前是個匈牙利神父，名字叫西奧多·馬利。馬利理解像菲爾比和伯吉斯這一類人的理想主義和他們採取政治行動的願望。他在國際政治方面是個具有強烈感染力的導師，他的學生都崇拜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間，馬利由「奧托」接替。精心安排伯吉斯招募布倫特的人正是「奧托」。和西奧一樣，「奧托」是個東歐的中產者，也許是捷克人。他能夠使得蘇聯的革命事業具有吸引力，而他並不只是通過談論政治原因來做到這一點，而是通過同他的年輕的招募對象分享相同的歐洲文化背景來達到。布倫特在許多場合下對我承認，若是由俄國人提出讓他參加，那麼他是否會這樣做很值得懷疑。

　　由於某些原因，我們從未能夠識別出「奧托」的身份。菲爾比、布倫特和凱恩克羅斯都聲稱他們從來就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儘管菲爾比在他的供認中告訴尼古拉·埃利奧特，他在華盛頓時從聯邦調查局檔案裡的照片中認出過「奧托」，那時他是以一個名叫阿諾德·多伊奇的共產國際間諜的面貌出現的。但是當我們核對時發現，菲爾比在華盛頓期間，聯邦調查局檔案中並沒有多伊奇的照片。我常常帶著布倫特一大冊接著一大冊地翻閱軍情五處的俄國情報機構官員的檔案，希望他能認出他來。布倫特對待這些文冊就好像它們是國家美術館的編目一樣。他透過他的半月形眼鏡仔細地研究它們，間或作一下短暫的停留，好像在欣賞一下某個特別生動的面孔，或是街角上一個惹人注意的優雅的雕塑。但是我們還是一直沒有認出「奧托」，也沒發現「五人集團」在這麼多年後還如此不顧一切要隱瞞他的身份的原因。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