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62)_彼得·賴特

六二

　　布倫特知道他的謊言已經被戳穿，臉頰上又開始猛烈地抽搐起來。我們較量了有一個小時，但這種角鬥進行的時間越長，他越意識到他所處地位的有力。我們在一種難以掩飾的憤怒中結束了會談。

　　「事實是，若是給你選擇，你不會出賣任何你認為是弱者的人，是嗎？」在布倫特準備離去時，我問道。

　　「是這樣，」他說，一邊站直了身子，「但是我已經告訴過你，再沒有其他的名字了……」

　　他這樣有力地說出這句話，使我感到他幾乎自己都相信這一點了。

　　這時，一件讓人心煩的意外事件發生了。我們公開地放在那裡的一架錄音機絞帶了。我跪在地板上把磁帶展開拉直，然後使它繼續運轉。在我做這件事情時，布倫特對阿瑟說：「看一位技術專家幹他的本行，不是很有趣嗎？」

　　到現在為止，阿瑟或我都不曾告訴過他我是一個科學家，我只是作為處理他對我們談話的人員被介紹來的。我兩眼直視著布倫特，他的臉上泛出紅紫色。什麼人已經告訴他我的真實身份？

　　「你接著跟他幹吧，」布倫特走後，阿瑟憤憤地說，「他已經演完了。」

　　阿瑟急於去咀嚼另兩頭獵物——朗和凱恩克羅斯。

　　朗曾加入劍橋的「使徒學會」——一個以自重為宗旨的傑出知識分子俱樂部組織，其中有許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戀者。大戰爆發時他參加了軍事情報機構，被派往軍情十四處，負責評價德國國防軍的「信號」情報，由此得知兵力情況。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秘密地會見布倫特，向他遞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報。戰後他轉入英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在那兒他最終晉升為軍事情報局的副局長，直至一九五二年他離職去從事商業活動為止。他離開軍事情報局是因為他就要結婚，不想告訴他的妻子說他曾經是一個間諜。

　　我和阿瑟一起會見了朗好幾次，我很不喜歡他。不像劍橋圈子裡的其他人那樣，他缺少風度。我常覺奇怪，他究竟是怎麼被接納到「使徒學會」中去的。他是個好管閒事、大驚小怪、喜歡瞎忙乎的人，外貌長得像個汽車修理工，而且似乎還以為自己雖然變節，可仍然還是一位優秀的軍官。他所作的供詞毫無價值，當在某一點上對他提出質問時，他的態度總是翻來覆去地講「我們應該相信」這樣一句老話。他興致勃勃地對我們講著他的故事，說他根本不知道還有其他間諜，並聲稱他在一九四五年就放棄了所有的間諜活動。這和布倫特告訴我們的不相吻合。布倫特說他在一九四六年去過德國，勸說朗申請到軍情五處任職。朗表示同意，然後由當時才離開情報機構、深率眾望的布倫特給他寫了一封推薦信。也算是軍情五處的運氣好，蓋伊·利德爾對穿制服的軍官有一種很深的成見，於是他在局裡的委員會裡表態反對朗進入，儘管當時狄克·懷特表示支持，為此事懷特後來十分難堪。但除了試圖加入軍情五處外，朗繼續在德國進行秘密活動。他矢口否認同俄國人有進一步的接觸，而這顯然是胡說八道。

　　凱恩克羅斯則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性格。他是個聰明而看上去略顯羸弱的蘇格蘭人，長著一頭亂蓬蓬的紅頭髮，說話帶著一口土腔。他出生於一個貧窮的工人階級家庭，但以他十分驚人的才智，在三十年代敲開了劍橋的門戶，成了一個公開的共產黨員，然後又遵照俄國人的指示退黨，申請加入外交部門。

　　凱恩克羅斯是阿瑟在一九五一年初懷疑的對象之一，那是在伯吉斯叛逃，在他的寓所裡查獲了包含有財政部信息的文件之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認出那上面的筆跡是約翰·凱恩克羅斯的，於是他就被置於不間斷的監視之下。但是儘管他去赴他的指揮者的約會，可那個俄國人始終沒有出現。當一九五二年阿瑟找他正面交鋒時，他否認自己是一個間諜，聲稱他曾作為伯吉斯的朋友向他提供過信息，並沒有意識到伯吉斯是個間諜。過後不久，凱恩克羅斯離開了英國，直到一九六七年，他從沒有回來過。

　　在凱恩克羅斯供認後，阿瑟和我去巴黎再一次會見他，以便在一個中立國的約會地點聽取他的進一步交待。他已經告訴阿瑟他被一個老資格的共產黨員詹姆斯·克盧格曼招募，他向俄國人遞交過來自政府通訊總部和軍情六處的情報等種種詳情。我們急切地想發現他是否還有其它的信息，以便引導我們找出另外的間諜。凱恩克羅斯是一個能給人以好感的人。朗趕著潮頭隨波逐流，當共產黨時髦時他是個共產黨，爾後又急於保住自己的性命；凱恩克羅斯則是個始終具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共產主義是他的信仰，他以一種蘇格蘭人特有的固執，俗守著他的信仰。同樣不像朗，凱恩克羅斯盡他所能地向我們提供幫助。因為他急於想回老家，認為同我們的合作是他贏得入境許可的最好辦法。

　　凱恩克羅斯說他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告發任何人，但是他能認出兩名高級文職人員，他們是他在劍橋時的共產黨夥伴。其中的一個隨後就被要求辭職，而另一個則被禁止接觸和防衛有關的機密。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凱恩克羅斯能夠告訴我們有關政府通訊總部的事情。迄今為止，表面上看來那裡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逃出了俄國情報機構的視線，然而我們卻非常懷疑，因為那裡雇用的人員隊伍非常龐大。

　　凱恩克羅斯告訴我們，政府通訊總部中有四個人他認為值得進一步調查。其中一個人曾同他在政府通訊總部的空中處共過事，此人談起過他想要把英國的信號情報材料弄到蘇聯去。凱恩克羅斯雖然對他具有諷刺意味的態度感到有趣，但是他無從判斷這一說法的真實性，所以他對自己所能起的作用保持沉默。這第二個人，據凱恩克羅斯說，他在這次回牛津時把在政府通訊總部內部工作的詳細情況告訴了他從前的導師，他的導師為他的這種輕率而大驚失色，便把這個情況報告給了政府通訊總部，隨後他就被解雇了。凱恩克羅斯提到的第三位，和第一位一樣，早已離開政府通訊總部而進入他的學術生涯。所以我們的努力就集中在第四位身上，他是政府通訊總部技術部門的一位高級官員。經過充分的調查，他的事情完全澄清了。

　　D處和C處根據凱恩克羅斯提供的信息所進行的調查，激起了政府通訊總部的強烈反應。他們警惕地衛護著他們自己尊貴的帝國，並且對他們看來是干涉他們內部事務的事情大為忿恨，特別是當我以挖苦的口吻評論他們應該如何改進他們的人員檢審工作時更是如此。

　　在我們D 處三科追蹤這些線索時我仔細斟酌了如何處理布倫特的問題，如今他歸我負責了。在我同布倫特會面之前，我必須去出席女王的私人秘書邁克爾·阿迪恩的情況報告。我們在他的皇宮內的辦公室裡會了面。他謹慎周到而又舉止得體，並且向我保證，王室對情報機關認為適宜提出的任何詢問都願意給予合作。他說話時帶著一種超然的態度，好像並不希望對此事知道得太多。他說：「女王陛下充分瞭解安東尼爵士的情況，只要是實事求是地進行處理，採取任何方式女王都會滿意的。」

　　還有一項防止誤解的說明。

　　阿迪恩說：「你會時不時地發現布倫特提到他代表王室從事的一項委派任務——戰爭結束時一次對德國的訪問。請不要追問這件事。嚴格地說，它和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毫無關係。」

　　阿迪恩小心地把我帶到門口。我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在對待布倫特的問題上，他的技巧圓熟和軍情五處歇斯底里的方式之間該有多大差別！軍情五處既要為他可能會叛逃而擔驚受怕，又要為醜聞的洩漏而有所顧忌。雖然我花了數百個小時和布倫特呆在一起，但我卻從未得知他出使德國的秘密。但是，王室畢竟已在學習遮蓋醜聞的困難藝術方面積累了幾個世紀的豐富經驗，而軍情五處只不過是在一九0 九年才開始幹這行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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