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58)_彼得·賴特

五八

　　他調到軍情六處之後，就失去了以前那些優勢了，因而在他調進去以後的最初幾年裡，他只搞些權宜之計，而沒有一種清楚的戰略思路。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他決定讓菲爾比仍然在中東指揮我們的間諜，雖然他也認為菲爾比本身就是個蘇聯間諜。我後來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他僅僅是認為如果開除菲爾比，那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的，反而還會在軍情六處內部引起更多的問題。回顧軍情六處在六十年代初的情景，使我不禁想起了列寧對捷爾任斯基說過的一句名言：

　　「既然西方的那些幻想家打著如意算盤，那我們就把他們所幻想的東西給他們吧。」

　　軍情六處需要獲得一次勝利，他們需要堅定獲得勝利的信心。他們在潘可夫斯基身上終於獲得了勝利。

　　潘可夫斯基案有三個地方使我產生了極大的懷疑。第一個地方是他被招募過來的方式。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0 年底拜訪了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主要是安排與西方進行科技交流的事。但他進了使館之後，立即表示願意向美國人提供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在他們的保安樓裡接見了他。他對這些人說，他實際上是蘇聯格魯烏的高級官員，為一個科技情報組織工作。該組織是由克格勃和格魯烏共同控制的。美國人認定潘可夫斯基是蘇聯人派來引誘美國受騙的，於是拒絕了他的提議、我閱讀檔案那段時間，美國已經從另一個叛逃者諾森科那裡知道了，他們與潘可夫斯基談話的那間房子裡曾秘密地裝有克格勃的話筒。很清楚，俄國人也知道潘可夫斯基對美國人表示願意當他們的間諜，即使潘可夫斯基是真誠地叛逃西方。

　　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一年初，又作了另一次嘗試。他在莫斯科找到一個叫範佛裡特的加拿大商人，並約好到該商人的公寓裡碰面。範佛裡特在他的浴間與潘可夫斯基會面。為了避免他們的談話內容被竊聽，他們在談話過程中把自來水龍頭開著。其實並沒有跡象表明範佛裡特的公寓裡裝有竊聽器，可潘可夫斯基和範佛裡特都猜測公寓裡裝有竊聽器。範佛裡特與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有關係。蘇聯方面在後來對潘可夫斯基進行審問時所提供的證據是他與溫之間的談話錄音。那次談話也是在浴間裡開著自來水龍頭的情況下進行的。很清楚，蘇聯人對突破這種反竊聽方面是有辦法的。

　　潘可夫斯基的第三次嘗試是成功的。他這次是找溫，結果，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卻來共同指揮他。潘可夫斯基案引人懷疑的第二個方面是他提供的情報種類共分兩種：一種叫「阿尼卡」，是直接情報；另一種叫「魯比」，是反情報。

　　「魯比」材料主要包括對格魯烏駐世界各地官員的識別，差不多都很準確，但絕大部分人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此外，並沒有為我們提供識別在西方的非法間諜的線索，也不知道在過去或現在混進西方安全部門的滲透分子。我感到令人難以理解。他的職責與我的職權相似，在格魯烏上層呆了幾年時間，而且還經常與克格勃聯繫，但卻對蘇聯在西方的情報人員的分佈情況一無所知。我把潘可夫斯基提供的反情報和上次叛逃的格魯烏官員波波夫上校進行了比較，波波夫在五十年代在格魯烏內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當間諜時，一共揭發了近四十名在西方活動的非法間諜。波波夫後來被逮捕，並被處決了。

　　「阿尼卡」則不同，那是關於蘇聯軍事系統最機密情況的文件，潘可夫斯基交給了我們幾千份。可是有兩點讓人感到很奇怪：第一，他有時候交來的是原件。我認為，間諜交原件是非常冒險的，俄國人在查閱檔案時肯定會發現文件的丟失。其次，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情報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在格魯烏導彈部隊當高級指揮官的叔父給他看的文件。這個文件幫助了美國瞭解到俄國在古巴有導彈。潘可夫斯基說，他是在他叔父走出房間時複製了這份文件。這仿佛又一次使我認為，他不是一個現實生活當中的人，倒像電視裡的詹姆斯·邦德一樣的人。

　　第三個令人感到可疑的方面是我們指揮他的方式。我們對待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間諜的方式是極其馬虎草率的。他提供的情報在當時是極有價值的，當時古巴導彈危機正好在發展。我們只拼命地從他那裡挖出能得到的一切，卻從來就沒有任何打算要保護他，或把他留下來作為一筆長期資產。我在潘可夫斯基情報分發情況一覽表上數了一下，在他活動期間，僅在英國就有一千七百人看過他提供的材料。軍情六處、軍情五處、政府通訊總部、聯合情報委員會、各軍種首領和他們的參謀，以及外交部和各研究集團等，都有被指定看潘可夫斯基提供的部分材料的人員名單，儘管能看到全部材料的人寥寥無幾。當然，同一切間諜報告一樣，這些情報上並不注明它們的來源。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如此廣泛的散發範圍真是令人吃驚。這裡提出了一個問題：保持高度警惕的俄國情報部門是否已經發覺了我們的行動？因為他們在一九六三年就曾表明，他們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對英國安全部門的上層進行滲透。

　　在莫斯科所作的安排也是超乎尋常的。軍情六處讓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公園裡把已沖好的膠捲交給奇澤姆夫人，她是軍情六處駐莫斯科的官員羅裡·奇澤姆的妻子。這樣的交接活動進行了十幾次，並且潘可夫斯基和奇澤姆夫人都早已發現克格勃對他們的行動進行了監視。在我閱讀潘可夫斯基的檔案時，我從布萊克的監獄彙報中得知，俄國人知道奇澤姆是軍情六處的官員。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俄國人在倫敦指揮間諜的方式與軍情六處在莫斯科指揮間諜的方式一樣，那麼軍情五處儘管力量薄弱並受到習慣和法律的限制，也不會不發現潘可夫斯基的行動。

　　我散發我寫的潘可夫斯基的報告時，迎來的卻是憤怒的吼聲。這個潘可夫斯基行動被冠以勇氣與膽量稱號，從表面上看這是一次了不起的勝利，因此當我發表不同意見時，人們就表現出極度的衝動。潘可夫斯基案件的經辦官員哈裡·謝爾戈德在軍情六處的一次會議上，特地走到我跟前：

　　「你知道指揮間諜是怎麼回事？」他怒駡著說，「你跑到這兒來對一個勇敢的人的記憶進行損害，還指望我們相信你？」

　　當然，問題在於如果潘可夫斯基提供假情報這一事實成立的話，那麼俄國人又為什麼要派潘可夫斯基來充當提供假情報的間諜呢？我想，這個答案就在古巴政治和軍備控制政治這兩個方面。俄國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有兩個主要的戰略野心：一是想在古巴保住卡斯特羅，而當時美國正使用他們的各種力量和手段企圖搞掉卡斯特羅；另一是蘇聯在加強和發展洲際彈道導彈能力時不想引起西方的懷疑。當時正值「導彈差距」的時代。害怕俄國人在核武器生產上超在前面的觀點，正是約翰·肯尼迪在一九六0 年競選總統時的政綱要點。肯尼迪許諾說他的政府要縮短這個差距。而蘇聯人則想方設法讓西方相信，「導彈差距」是臆想出來的，如果真有什麼差距的話，那也只能是蘇聯落後於西方這種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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