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57)_彼得·賴特

五七

　　米切爾案既然已交給了西蒙茲，我便回到了科學理事會。我回去以後才知道威利斯更改了一項規定。他認為科學理事會沒有必要再插手政府通訊總部，要我與政府通訊總部脫離一切關係。我感到十分惱火。我知道，軍情五處只有爭取與通訊總部合作並利用他們的設備才不會倒退到一九五五年以前那種惡劣的境地。軍情五處內部幾乎沒有人能真正地懂得通訊總部能為他們做些什麼；與此同時，通訊總部也沒有人想到他們能幫助軍情五處做些什麼。因此我認為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應由科學理事會繼續來做。可威利斯不動搖，要我離開「反小集團」，並和那些官僚們在一起。我只得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去找了霍利斯。我對他說我在科學理事會裡呆不下去了。我告訴他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到D處去，或回A處去。米切爾案件使我嘗到了搞研究的滋味，另外我知道D 處三科科長的職位至今仍空缺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霍利斯立即同意我去D 處的三科，可是他要我答應他一個小小的條件，就是要讓我先回科學理事會去，幫助威利斯完成一項特別項目，然後才能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去就任新職。

　　威利斯的特別項目是我為軍情五處所做的最有爭議的工作之一。他要我對六十年代初投奔西方的另一個俄國叛逃者奧尼格·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所有情報進行一次全面的研究。據我所知，這種工作在英國情報部門內部甚至只做過一次。

　　潘可夫斯基當時是軍情六處這項王冠上的明珠，他是格魯烏的高級官員，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為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當間諜，並提供了大量的關於蘇聯軍事力量和意圖的情報。大西洋兩岸對此都非常讚賞，認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蘇聯的最成功的滲透。潘可夫斯基告訴西方，說蘇聯在古巴有導彈，由他提供的關於蘇聯核武器庫的情報使美國敢在以後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採取行動。由他提供的證據使美國識別出了在古巴的蘇聯導彈。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年底，潘可夫斯基同一個英國商人格雷維爾·溫都被克格勃逮捕，並被判了刑。溫是潘可夫斯基和軍情六處的中間連絡人，被判處長期徒刑（最後與朗斯代爾和克羅格夫婦交換回到英國），潘可夫斯基則被槍決了。

　　我曾參與過潘可夫斯基這起案子，那時該案子還在發展。他曾以蘇聯貿易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多次訪問過倫敦。在皇家山飯店向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作過一系列的秘密彙報。溫特博恩當時因身體不好，長期休養。我便成了A 處二科的代理科長。軍情六處要我用技術方法對潘可夫斯基在倫敦的行動進行監視。我安排了監視員對他進行連續不斷的監視，並安裝了先進的話筒系統，把他和上級徹夜長談時提供的所有情報都錄了下來。

　　潘可夫斯基這起案子仿佛否定了軍情五處有滲透分子這一事實。在米切爾案件中，阿瑟和我常常討論這一點。假定軍情五處上層有滲透分子的話，那麼潘可夫斯基就應當是個打進來的間諜。因為從較早的階段開始，幾個高級嫌疑犯，包括米切爾在內，都知道他的事。我在安排「皇家山」行動時，霍利斯問我軍情六處要見的那個間諜的名字，我告訴了他。卡明也問過，但我卻沒有告訴他，因為他不在可以知道軍情六處行動的人員名單上。這引來一頓大吵，他挖苦說我翅膀長硬了，他怨恨我對他當時幫助我進軍情五處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知恩圖報。

　　潘可夫斯基與我們所掌握的戈利金揭發材料很吻合。戈利金說，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把克格勃頭子謝羅夫將軍調去負責格魯烏，由亞歷山大·謝列平接替謝羅夫來負責克格勃。謝羅夫是老式的貝利亞奴僕，腦滿腸肥，不思煩惱，而謝列平比他靈活多了。赫魯曉夫和政治局的結論是，不會同西方發生全面的戰爭。赫魯曉夫想要知道怎樣才能不戰而勝，這個問題就交給了謝列平去解決。他進行了六個月的研究之後，在莫斯科召集克格勃駐世界各地的高級官員開了個大會，討論如何使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現代化。據戈利金說，謝列平吹噓說，克格勃在西方部署了許多親信，因此他傾向於恢復使用過去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方法和「信任」方法來掩飾蘇聯戰略意圖的真正實質。

　　作為謝列平那次大會的結果，克格勃第一總局（負責所有國外行動）成立了D處，專門負責在戰略規模上策劃欺騙和假情報。D 處處長阿加揚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克格勃官員。戈利金說，他在一九五九年曾到D 處去找過一位朋友，讓他在D 處幫他找份差事。那位朋友私下悄悄告訴他，說D 處正在策劃用格魯烏搞一次大規模的假情報活動。但還無法馬上進行這項活動，因為中央情報局對格魯烏已經有了滲透，必須首先把滲透分子清除出去。幾乎可以肯定，那個滲透分子就是波波夫上校。他是格魯烏的高級官員，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當間諜，一九五九年被抓獲，在受盡折磨之後被處決。

　　實際上，戈利金再沒有回過蘇聯，因為當時他正準備叛逃，所以對策劃中的假情報細節再也無從瞭解了。他只知道這基本上是一次技術演習，第一總局動員了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來參加這次演習。戈利金來到西方後，他猜測中蘇分裂也是D 處的計劃，這個計劃也被用來讓西方步入歧途。那些讚賞戈利金的人如阿瑟相信（而且繼續相信）這種分析。雖然我是早期英美情報界中積極支持戈利金的人之一，可我總是認為，潘可夫斯基行動比中蘇關係分裂這種假設更為符合設立D 處的動機。

　　在西方情報界，戰略欺騙已不是什麼時髦的概念了。這是因為這種概念的支持者，包括早年的我，把它推向了一個極端的地步。但是這個概念是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強大的歷史過程。布爾什維克政權早期通過格魯烏和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搞的「信任」行動對克格勃的工作產生了強大的影響，這些行動在克格勃工作中起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作用。二十年代，布爾什維克政權受到了數百萬流亡白俄移民的威脅。為了對付這種局面，現代俄國情報機構傳奇般的創建人捷爾任斯基策劃在俄國國內創立一個旨在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虛假組織。這個被稱為「信任」的組織吸引了在國外的白俄移民的支持，以及西方情報機構尤其是英國秘密情報局的支持。事實上，「信任」組織是被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牢牢控制住的，他們能夠使大部分白俄移民採取中立態度，並且使敵對情報活動也有所收斂，甚至還綁架和處決了庫蒂波夫將軍和米勒將軍這兩位白俄最高領導人。「信任」組織還勸說英國政府不進攻蘇聯，因為蘇聯內部力量會對當時的政權展開攻勢的。

　　戰略欺騙是西方情報史的一個主要部分，特別是戰時所採用的雙重間諜行動，這種行動曾使盟軍能夠在諾曼底登陸意圖上迷惑了德國人。

　　從一九六三年英美情報平衡的情況可以看出，蘇聯毫無疑問地已具備了進行一次規模宏大的假情報活動的必要條件。首先，他們幾乎從大戰以來就掌握大量的在西方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的上層滲透分子。希斯、麥克萊恩、核間諜、菲爾比、伯吉斯、布萊克以及其他許多人，都向他們提供了他們需要進行欺騙的那些組織的詳細情報。其次，有一點常常被忽視：蘇聯人自大戰以來到一九五一年，就一直通過菲爾比和麥克萊恩對西方信號情報組織不斷進行滲透；六十年代初又有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馬丁和米切爾的叛逃事件（一九六0 ）；一九六三年又出現了傑克·鄧拉普自殺事件；鄧拉普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司機，他把國家安全局高級官員在他汽車裡進行的幾十次機密談話的內容出賣給了蘇聯。

　　我在閱讀潘可夫斯基案件的檔案材料時，有許多理由使我相信，潘可夫斯基肯定是戈利金在一九五九年所瞭解到的欺騙行動的一部分。使我首先吃驚的是，潘可夫斯基投奔西方世界所選的時間太巧了。軍情六處由於菲爾比和布萊克叛逃事件的打擊，以及克拉布事件和蘇伊士運河危機行動的失敗，其士氣很低，因此在六十年代初期迫切需要獲得一次勝利。懷特盡力想整頓軍情六處，他取消了副局長的職位，並開除了一些與辛克萊有著密切關係的高級官員，試圖施行某種職業技巧管理，可他總是不怎麼成功。他並不是一個極其富有天賦的行政領導。他在軍情五處的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對該機構及其人員很熟悉，而且對反間諜工作有一定深度的認識，倒不是由於他真正具有行政管理方面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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