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59)_彼得·賴特

五九

　　美國害怕蘇聯的導彈能力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情報方法上的問題。西方在這方面就像一個盲人。加里·鮑爾斯在一九六0 年五月被擊落以後，UZ高空偵察機的飛行計劃便被取消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國發射了第一顆衛星，才重新對蘇聯進行攝影偵察。當時西方的惟一的情報來源是利用潘可夫斯基這根線索和截聽蘇聯在亞洲的火箭試驗範圍內往來的遙測信號和無線電通訊。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報的主要方面，是說明蘇聯的火箭項目並不像西方所想像的那樣先進，而且他們沒有洲際彈道導彈實力，僅僅只有中程彈道導彈。這個情報使肯尼迪心中有了底，當美國發現了蘇聯在古巴建造中程彈道導彈設備時，他才敢讓蘇聯攤牌。對照潘可夫斯基的情報，美國人又看見俄國人在古巴安裝了代表他們的工藝技術水平的火箭，更加對潘可夫斯基關於俄國人沒有洲際彈道導彈的情報深信不疑。赫魯曉夫被迫撤退，但他達到了他的主要目的——美國最終同意不去動古巴。

　　潘可夫斯基的情報後來又被另外兩個叛逃者所證實。他們是在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的「大禮帽」和「費多拉」。他們在六十年代初就與美國聯邦調查局拉上了關係。「費多拉」與潘可夫斯基一樣，是個科技官員。兩個間諜，尤其是「費多拉」提供的情報完全證實了潘可夫斯基的情報，即蘇聯的火箭技術明顯地不如西方先進。「費多拉」還提供了關於蘇聯火箭加速表的薄弱環節的詳細情報。

　　潘可夫斯基的情報以及「大禮帽」和「費多拉」的情報是一個關鍵因素，它使美國人在創造一個適合舉行限制戰略武器第一階段會談和產生緩和時代的氣氛中充滿信心。這正是潘可夫斯基的目的。他幫助蘇聯消除西方的疑慮達十年以上，使我們在蘇聯導彈發展的真正狀態方面受了騙。

　　七十年代中期，氣候開始發生變化，懷疑又產生了。衛星攝影偵察有了更大的改進。用複雜的方法對彈著點進行了測量，然後用這些測量數據對蘇聯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精確度進行了分析，發現蘇聯人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精確度比以前用遙測信號和無線電通訊所測出的要高得多。唯一的解釋是蘇聯故意在他們的信號裡摻了假，使美國的跟蹤系統受騙。

　　潘可夫斯基保住了他的地位，被認為是軍情六處在戰後最為輝煌的勝利，與此同時，美國情報界各部門卻正式認定「大禮帽」和「費多拉」是被派來誘惑我們步入騙局的。後來發現「費多拉」關於蘇聯火箭加速表沒有過關的情報是假的，甚至有些證據表明蘇聯在他們的導彈上裝了假的第三陀螺地平儀，使導彈看上去比實際的精度要差。

　　這一類的發現使人們對以前的裁軍協議的效力產生了懷疑，並擔憂美國對蘇聯導彈實力進行準確估計的能力。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終於在七十年代停止了，美國國防界日益意識到，現場視察在以後的任何談判中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西方的國防戰略家們已經開始形成一致的看法，即認為西方在六十年代估計蘇聯導彈實力上確實過於自信。而蘇聯則利用了緩和時代的外衣作為掩護，進行了大規模的擴軍；同時還認為潘可夫斯基在這方面起了某些作用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不再像以前那樣被認為是牽強附會了。

　　我第一次寫潘可夫斯基一案的分析報告時，在此案中起了關鍵作用的軍情六處駐華盛頓分站站長莫裡斯·奧德費爾德（後來在七十年代當了英國秘密情報局的局長）告訴我：

　　「這起案子的路還長著哩，彼得，還有許多帝王和大將正高高地騎在潘可夫斯基背上。」他說。他指的是那些因參加潘可夫斯基案而獲得了許多榮譽的人。

　　這條路今天也許不那麼長了。

　　第十五章

　　一九六四年初，阿瑟和我都確信，仍在軍情五處內部上層活動的間諜分子最有可能是霍利斯，而不是米切爾。只有在這個假設下才能解釋在調查米切爾時出現的種種不一致的情況，霍利斯長期以來拒不承認我們的情報機構有被滲透的可能性；他不願批准在米切爾案件中使用技術裝備；他拒絕批准審訊；他在迫於壓力之前始終拒絕向美國方面作出通報等等，所有這些在我們看來都可歸於一轍。

　　接著，當我們正等著西蒙茲有關米切爾的第二個報告時，突然一樁舊案落到了我們手裡。安東尼·布倫特爵士，這位軍情五處戰時的高級官員、女王陛下藏畫的鑒定官、國際美術史專家，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月裡供認他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在為俄國人從事間諜活動。此事是在一九六三年底露餡的，當時軍情五處被聯邦調查局告知，說美國公民邁克爾·惠特尼·斯特雷特曾告訴他們，三十年代和他在劍橋的同學布倫特曾招他為蘇聯工作。為此阿瑟·馬丁飛去美國會晤了斯特雷特，後者肯定了這一事實，並同意要是有必要的話他可以在英國法庭上作證。

　　為了考慮如何來處理布倫特案件的問題，我們在霍利斯的辦公室裡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議。局長把這個案件視為一件非常令人難堪的事。在各情報部門之間曠日持久的爭寵奪利當中，只有軍情六處曾藏匿過被確認的叛徒，但軍情五處迄今為止還沒有出過這樣的事，這對於我們情報部門在白廳中的聲望極為重要。特別是霍利斯，渴望著得到內閣和內政部官員青睞，深恐布倫特案件影響軍情五處的地位。此外，還存在著人們對發生醜聞的恐懼。霍利斯和他的許多高級官員都十分敏感，也非常清楚，如果布倫特事件見諸公眾，則對他們自身，對軍情五處，對現任的保守黨政府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哈羅德·麥克米倫在一連串的有關安全的醜聞打擊下終於辭職，普羅富莫事件曾是這些醜聞的高潮。儘管霍利斯因敵視工黨而對此毫不隱諱，但當時工黨在公共輿論中聲望很高。霍利斯非常清楚，由於對布倫特的起訴所激起的醜聞的巨濤，將會把本來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政府摧垮吞沒。

　　阿瑟和我的動機很簡單。我們想及早地插手布倫特案件，看看布倫特能否對軍情五處更深的滲透提供一點線索。牽涉到斯特雷特的一場審判無論如何都不大可能在獲得布倫特的合作上成功，反而會耽誤——如果不是徹底破壞——這種合作的機會。豁免對布倫特的起訴，這可能是有關軍情五處被滲透問題上惟一值得注意的決定。這個決定得到了本部各方的一致同意。在檢察總長的批准之後，阿瑟·馬丁就去找了布倫特，後者幾乎立即承認了他曾為蘇聯羅致人才和充當間諜。

　　在布倫特供認後數天的一個黃昏，霍利斯的秘書打電話通知我立刻到局長辦公室去。霍利斯和瓊斯坐在他的辦公桌的兩旁，神情嚴肅。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站在窗前茫然地凝視著前面的格林公園。

　　「維克托，你好！」我說。對他事先沒有同我說起而逕自來到辦公樓，我略略有點吃驚。

　　「感謝你到這裡來，彼得。」他用一種冷淡的口吻回答道，一邊掉轉身來面對著我。他看上去非常激動不安。

　　「我剛剛把安東尼的事告訴了維克托。」霍利斯迅速地打斷說。

　　維克托看上去神情頹喪，這一點也不奇怪。布倫特是他近三十年的好朋友，最初在劍橋，後來在戰爭期間，他們又共同服務於軍情五處。戰後，各自的事業使他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一個日益變得灰暗的世界裡，他們是一對奇才，彼此過從甚密。伯吉斯、麥克萊恩叛逃後，維克托也和布倫特一樣受到懷疑。他早在大學時代就同伯吉斯是好朋友。他原先曾租了本廷克街五號靠近維爾貝克街的一幢房子，在整個戰時，布倫特和伯吉斯也住在那兒。對維克托的懷疑很快就煙消雲散，但同時對布倫特的懷疑卻持續著，特別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考特尼·揚和他會面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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