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56)_彼得·賴特

五六

　　「中國，」他告訴我，「每個人都喝酒講笑話，這是唯一的一種消磨時間的方法。」

　　早一些時候，我就決定對米切爾辦公室角落裡的一張小書桌進行搜查，我向霍利斯要了鑰匙。

　　「那是蓋伊·利德爾的寫字臺，」他說，「從他辦過移交以後，那張桌子就已經留在那裡有許多年了……」

　　那書桌有兩個抽屜是鎖著的，我請求他批准我把鎖撬開，他同意了。第二天，我帶來了撬鎖工具，打開抽屜進行檢查，可裡面卻是空的。但灰塵上有四個印跡引起了我的注意，仿佛原來放過什麼東西，剛剛被人拿走。我請霍利斯來看那印跡，他仿佛同我一樣感到不解，尤其是我檢查到鎖裡有刮過的痕跡，好像有人不久前打開過抽屜。

　　霍利斯沒有說話，直接向米切爾的辦公室與他的辦公室相通的那扇門走回去了。我一個人幹完了搜查工作。

　　我私下裡琢磨，知道要打開這兩個抽屜的人只有我和霍利斯，一定有什麼東西被搬走了，甚至完全有可能是一台錄音機。為什麼不可能是米切爾？因為他不知道，只有霍利斯知道書桌是利德爾的。霍利斯接收了副局長的辦公室，卻沒有書桌的鑰匙？像利德爾這樣的人會把書桌留下，而把鑰匙拿走？只有霍利斯知道，只有霍利斯……

　　我抬起頭向四周望瞭望，霍利斯正在門那邊盯著我看。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盯著我看，然後又俯身看他的文件去了。

　　一九六三年夏季，因為米切爾要退休了，調查工作必須在這個月裡全速進行，但整個事情卻毫無希望地作了讓步。一切都太倉促，一切都缺乏計劃。完成任務有期限，霍利斯又不支持，這次行動的保密就成了問題。米切爾已感到事情不妙，最初，他發現送去給他看的文件少了，霍利斯對他接觸文件加以限制了。接著，他對監視員們開始躲避，並採取了標準的反監視行動。我們從閉路電視上看到米切爾的表情顯得很緊張，仿佛陷入了消沉。在他的黃金時代，他是一個瘦高個，但看上去卻臉色發灰，雙眼沉陷而黯淡無光。如果他的房間裡有人在，他便竭力裝出一切正常，一旦獨自一人時，他就仿佛在受著折磨。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我？」他有一次注視著霍利斯辦公室的門悲愴地說。

　　到了最後一個月，整個事情幾乎成了一出鬧劇。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機會去發現什麼。阿瑟和我促使霍利斯批准對米切爾進行審問，以便想法解決這個案子的問題。霍利斯拒絕幹這種事。幾天以後，他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閣樓路上的這幢樓裡。

　　「我去見過首相了，」他生硬地對房間裡的七八個人說，「我想進行審問是不大可能的。」

　　我用眼睛的餘光看見阿瑟又要再次發作。

　　「如果在目前階段又發生一次叛逃事件，那就是一場災難。」他說。他感謝大家的努力，然後鑽進停在那裡等候他的汽車裡。這是霍利斯不懂如何管理人事的典型舉動，屋子的官員全是些有經驗的官員，他們拼著命在工作，可霍利斯連和我們多呆兩分鐘都不行。見不得人的工作已經做了，最好把這一切留給那些肮髒的工作人員去收拾！

　　這同樣是一種天真的想法。軍情六處負責監視員工作的官員叫斯蒂芬·德·莫佈雷，他很年青，脾氣急躁，過分敏感。他們對霍利斯的這一決定感到大為吃驚，認為他這是企圖殘酷地壓制內部，這恰好是軍情五處譴責過的軍情六處在菲爾比事件上的做法。其實，即使停止調查，米切爾的事被立過案的事實也是不會消除的。D 處一科的一個高級官員尤尼·西蒙茲寫了一份關於對米切爾進行調查的全面報告，他是專門負責這個案子的文書工作的。西蒙茲的報告概述了有人揭發軍情五處被滲透的整個過程，結論是：軍情五處內部上層很可能有一個間諜存在。報告還提出了一個明顯的問題，即能否讓美國知道這件事。

　　西蒙茲的報告被送到了霍利斯和懷特那裡。這兩位局長私下進行了商量後，便把我們召集去開另一次「星期日下午戰爭會議」。這次是在卡姆登廣場霍利斯的家裡。霍利斯和懷特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這一點從他們二位的家裡可以看出。霍利斯的家是一座位於市區的舊房子，裡面沒有什麼書。他此時穿著平時他在上班時穿的那套細條紋的深色西服。他帶我們走進光線很暗的早餐室後，便立即談到了正題。他告訴我們他想聽聽我們的意見，他聽說有人在考慮是否要把這件事讓美國知道。要同霍利斯商量點事是很彆扭的，他此刻是出於無奈才這麼做，語氣裡顯得很不耐煩。

　　阿瑟尖刻地說，我們得設法把事情馬上告訴美國，如果等證實了米切爾的案件以後再告訴他們，恐怕就會產生更壞的影響。霍利斯當即反對，認為這樣破壞了盟國的關係，尤其是在菲爾比叛逃之後。

　　「據我們所知，」我提醒霍利斯，「美國也許會在情報資料方面為我們提供方便，以幫助偵破這個案子。我們只得去找他們，否則我們永遠也得不到幫助。」

　　接著，霍利斯和我們兩人就這個問題爭論了一小時，雙方的火氣也愈來愈大。屋裡的其他幾個人——西蒙茲、溫特博恩和瓊斯都盡力平息著大家的火氣。西蒙茲說，他覺得應該有所選擇，也許可以對米切爾進行審問，但也有可能使此案就此被視為結束了。至於美國方面，他說他不太瞭解那邊的情況，因而不好發表意見。溫特博恩卻很堅定而明智，他支持阿瑟那種意見，即如果現在保持沉默，等以後此案被證實，那就是更大的災難了。瓊斯終於忍不住發起火來：

　　「我們不是那種該死的公學，你們知道。我們都沒有義務要向美國人去『坦白』。我們要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來管理安全局。我希望你們當中的某些人記住這一點！」

　　可是，就是瓊斯也承認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他說他經過權衡，也感到應當告訴美國人，問題在於怎樣去告訴他們。霍利斯也能看出他自己抵擋不住，便突然宣佈他準備去華盛頓訪問。

　　「等冷靜以後再進行這項工作不是更好嗎？」瓊斯問道，可霍利斯堅決不改變主意，阿瑟也盡力使他動搖，可這只是浪費時間。

　　「我聽了大家的爭論了，我已經作出了決定。」他怒氣衝衝地吼起來，隔著桌子，怒目注視著阿瑟。

　　霍利斯差不多立刻就動身去了美國。他向那裡的約翰·麥科恩和胡佛扼要介紹了情況。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豬灣事件後被解職，由麥科恩接替了他的職務。不久以後，阿瑟緊接著也向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進行了彙報，然而他卻受到了很無禮的對待。美國人不理解為何把這案子毫無結果地擱下來。這裡被人揭發出來的是二十世紀最危險的間諜之一，這個嫌疑者最近正要從西方最重要的反間諜崗位之一退下來，但卻沒有被審問過，這再次表現了軍情五處在一九五一年所表現的那種無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是完全正確的。

　　霍利斯回來以後，堅持要解決這個案子。他命令西蒙茲寫一份新的報告，並指示他在考慮這份新報告時不要找阿瑟和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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