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54)_彼得·賴特

五四

　　「這裡有兩個因素，」他考慮了一會說，「一是要進行調查，二是我們在進行調查時肯定會被人發現，兩者幾乎同樣的重要。」

　　他告訴我們要作些修改，他認為應在非官方的房子裡對調查工作進行協調，而不是在政府的建築物裡進行這項工作。他建議我們使用斯隆廣場附近的閣樓路軍情六處保安樓。

　　「我今晚思考一下如何對羅傑說，你們等著聽他的消息吧。」猶克說。

　　第二天，瓊斯通知我們，說霍利斯已經同意用軍情六處的一個監視隊來協助辦理此案，但仍舊不允許他們把米切爾跟蹤到倫敦火車站的另一端，以免被人發現。他允許我們把這件事告訴溫特博恩，並授權我們在米切爾的辦公室裡的那個雙面穿衣鏡後設置一個閉路電視系統。當天下午，我們就把那些寶貴的檔案搬到閣樓路上那座馬房式小樓的二樓上，房間裡沒有家具。以後，這裡就成了我們辦理這起案子的總部了。

　　在調查米切爾的初期，我們對菲爾比叛逃的過程又重新進行了審查，並得到了一個重要的發現。我請求美國中央情報局核實一下他們的電子計算機記錄情況，以便對俄國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已知的情報人員的活動有一個瞭解。結果發現，弗洛拉·所羅門與阿瑟在倫敦會晤之後，克格勃官員尤裡·莫丁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對中東進行了訪問。我們早就非常懷疑莫丁在四十年代就是菲爾比的上司，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叛逃也是他安排的。通過進一步的核實，發現莫丁在同年五月也訪問過中東，剛好是在戈利金那三集揭發「五人集團」的材料送往萊肯菲爾德大樓之後不久。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後確認莫丁從五十年代初以來，沒有到國外旅行過。我們拜訪了菲爾比的妻子埃莉諾，她說九月份時，菲爾比減短了全家人在約旦度假的假期。從那時到失蹤這段時間裡，菲爾比顯得神情緊張，經常酗酒。我們清楚地看到，莫丁去了貝魯特，向菲爾比提醒他的案子又被重新審查了。很顯然，克格勃知道戈利金跑了以後，會採取這樣的防範措施。可是，很奇怪，菲爾比仿佛對此並不在乎，這樣一直持續到莫丁在九月份第二次去看他，當時他的案子剛好已經確定了。

　　我們聽了菲爾比的所謂的「坦白」錄音，這是尼古拉·埃利奧特從貝魯特帶回來的。我們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也無從聽清這個談話錄音，主要是因為錄音質量太差。這是典型的軍情六處作風。他們在開著窗戶的房間裡使用這種劣質話筒，而窗外的來往車輛的嘈雜聲非常大。我們只好使用我研製出的雙耳助聽器，請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和年輕的譯報員安妮·奧爾尤因給予幫助（安妮是聽力最好的譯報員），搞了一個百分之八十文字準確的稿子。阿瑟和我在一天下午又去聽了錄音，並與那份稿子進行了對照。聽了這個錄音之後，任何人都不會懷疑，菲爾比早在到保安樓之前，就有了與埃利奧特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埃利奧特對菲爾比說，他已經掌握了菲爾比的新證據，深信菲爾比是有罪的。十年來，菲爾比每次都一再否認一切，可這次他一口承認他從一九三四年開始就當了間諜，壓根兒不問埃利奧特掌握了什麼樣的新證據。

　　阿瑟對聽錄音感到很苦惱，他揉著眼睛，捶著膝蓋，聽著菲爾比講著荒唐的吃語。菲爾比說布倫特是清白無辜的，而蒂姆·米爾恩才不清白。可米爾恩是菲爾比的密友，多年來一直在忠誠地為菲爾比辯護。整個供詞，包括菲爾比簽了名的書面坦白，都是處心積慮地進行過加工的，讓真相和謊言相混淆，引我們步入騙局。我禁不住回想起同菲爾比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他有孩子般的吸引力，說話結結巴巴，我對他是多麼同情啊！我又想起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次聽到他的聲音。他躲躲閃閃，避免回答提出的問題，試圖挽回失去的局面，爭取勝利。現在埃利奧特在全力以赴地設法去戰勝一個三十年來把欺騙作為第二保護層的人。這並不像一場競賽，然而最後他們兩個會像有點喝醉了酒的無線電廣播員，用公學學堂的標準語音熱情地討論二十世紀最大的叛國案件。

　　「這件事處理得太糟了，」阿瑟聽了錄音後，滿懷絕望地悲歎著，「我們應派一個小分隊去，這樣，我們就有機會用嚴刑審問他……」

　　我同意他的意見。羅傑和秋克都沒有想到菲爾比會叛逃。

　　從表面上看，莫丁兩次旅行的巧合，菲爾比對埃利奧特前來審問的期待，以及他炮製的坦白，都集中指向同一個方向：俄國人在英國情報部門有一條內線，它監視著菲爾比案件的進展情況。只有極少一部分官員有這樣的觸及案件的機會，他們當中主要是霍利斯和米切爾。

　　我決定走訪政府通訊總部，看看能不能進一步用「維諾納」協助調查米切爾案。「維諾納」在一所很大的，號碼為「H72 」的木房子裡工作。這房子在通訊總部的中央建築群中間的一條大道旁。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年輕的密碼分析員傑弗裡·薩德伯裡。他坐在房子前面的一間小辦公室裡，他的身後有十幾個外語專家正坐在耀眼的燈光下辛勤地工作著，尋找著吻合的信號，希望從上千個無名的數字組中整理出譯文來。

　　薩德伯裡的辦公室裡擺滿了分析密碼的小玩藝兒，就像一個充滿歡樂的小動物園。一個角落裡堆滿了「維諾納」窗口索引。他的辦公桌上有一盤盤的已破譯的密碼，等他審批後，這些密碼就被送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薩德伯裡同我談了很久，討論如何促進這項計劃的實施。主要的問題是由於「維諾納」仍然是用人工進行吻合，電於計算機僅用在某些特殊工作上去尋找一個密碼。大部分的工作是破譯克格勃和格魯烏波道的密碼，工作人員用往來通訊的渠道來進行吻合的強化工作。要搞一個全面的用電子計算機來進行吻合的計劃，必須使用六十年代初就已問世的新式電子計算機，這樣才有希望發現更多的吻合。

　　這是一項工程龐大的工作，往來的電文有十五萬份以上，其中只有少數是穿孔的，能用電子計算機進行處理破譯。單單這項工作就十分艱巨，每個數字組由數據處理機穿兩次孔，以便對那些經過處理的電文進行核對，看看有無錯誤，然後再用電子計算機把每份電文的前五個數字組與整個電文的其他部分進行吻合。每份電文要進行上百億次的計算。

　　我同威利斯在科學理事會討論這個計劃時，他對此事能否成功表示懷疑。於是我和弗蘭克·摩根一起到原子武器研究集團去再次拜訪威廉·庫克爵士。我知道，當時這個研究集團擁有全國最大的電子計算機設備，比通訊總部的計算機還要大。我解釋說，我們至少需要借用他的計算機來工作三個月，以尋找吻合。尋找吻合一旦完畢，就要送往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英國政府通訊總部進行密碼分析，並設法破譯吻合。庫克像往常那樣給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告訴他威利斯懷疑這能否成功，但他並沒有理睬威利斯的懷疑。

　　「這是原子武器研究集團能做出的最大的貢獻之一。」他拿起電話，對研究集團數據處理組的組長說，「我要你立即去辦一件重要的事。我派一個人來向你談談詳細情況。你不必問他是幹什麼的，你就照他說的去做……」

　　我們只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就把所有的電文進行了穿孔，並進行了一次核對。在以後的三個月當中，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計算機就開始為「維諾納」工作，每晚工作六個小時。

　　最初，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計算機化規劃仿佛會使英國的「維諾納」計劃有所改觀。用了計算機不久，我們在九月中旬那一周的電文中吻合了一份電文。對這份電文經過部分破譯之後，發現又是關於「斯坦利」的。電文叮囑他在下次與克羅托夫會晤時不要攜帶任何可能使他「犯罪」的文件。之後，在一些沒有破譯的電碼中又有幾句看得懂的話，提到了克格勃在墨西哥開展工作時遇到的危機。電文讓克羅托夫找「斯坦利」詳細談談，因為「斯坦利」那個科負責墨西哥事務。

　　這份電文發出時，菲爾比正在軍情六處的伊比利亞科當科長，負責包括墨西哥在內的許多西班牙語系國家。這是一個令人感傷的時刻，在菲爾比叛逃僅僅幾個月後就獲得了他就是「斯坦利」的確鑿證據。如果我們早幾年就破譯了這些電文，那麼我們就可以在他定期回倫敦走訪《觀察家報》時把他逮捕。這份電文使人們對軍情五處的純潔性所產生的憂慮進一步深化，使人對一九五四年決定停止「維諾納」計劃的事更加懷疑。我們在進行核查時，發現命令停止「維諾納」計劃的官員就是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格雷厄姆·米切爾。

　　很可悲，有關菲爾比的這些瑣碎的材料是電子計算機化項目給英國「維諾納」計劃帶來的真正的惟一的幫助。被吻合的克格勃發給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的部分電文，使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很感興趣。墨西哥是克格勃遣送非法間諜到北美去的主要地區。英國「維諾納」計劃通過吻合破譯的電文，大部分是一般電文，而不是發給克格勃和格魯烏的電文，我們需要的恰恰是後者。「H72 」號木屋裡的密碼分析工作比以前更為緊張了，可沒有發現新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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