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52)_彼得·賴特

五二

　　「我從來不想讓它使任何人遇到麻煩。」他常常說。在他發現了他的成功把一些人推進了電梯以後，大為震驚。他和我一樣認為羅森堡夫婦雖然犯有嚴重罪行，但仍應寬大處理。在加德納的眼中，「維諾納」是件藝術品，不應讓殘酷的麥卡錫主義來玷污它。但在英美兩國的情報部門中有少數官員卻把破譯密碼的成功看作是冷戰中的一大勝利。這種觀點強化了反間諜調查，而這種強化則在我們首次破譯蘇聯密碼以後的幾十年中一直貫穿於西方國家的情報工作。因為雖然西方政治首腦真心實意向蘇聯伸出友誼之手，而蘇聯卻在世界各地大規模地進行間諜活動。例如在九月的那個星期裡，莫斯科克格勃波道向英國發射了大量的電訊，詳細指示怎樣把盟國戰俘押送蘇聯，因為這些戰俘都曾反對過蘇聯，如哥薩克人等。許多電文都是逮捕令和那些將被立即逮捕的人的名單。我看到這些電文時，上面提及的人早已死了，但其他的情報人員一定非常震驚：一九四五年的和平並沒有真正實現，只不過是把德國的集中營變成蘇聯的古拉格罷了。

　　一九五九年，「維諾納」行動又再次復活了。政府通訊總部發現瑞典訊號情報局截聽並儲存了大量戰時通訊，其中有大戰初期蘇聯格魯烏與倫敦之間的來往電文。通訊總部說服了瑞典人放棄中立，把這些材料送給英國進行研究。我們發現瑞典有一份代號為「搭扣」的材料，於是我們把阿瑟調回D 處一科。阿瑟是軍情五處裡有「維諾納」直接經驗的官員之一，他曾在調查富克斯和麥克萊恩案件時參與過「維諾納」工作。

　　我們對「搭扣」材料寄予很大的期望，試圖通過這份材料獲得更多情報，破澤尚未查出的化名。我們想以此推動「維諾納」行動的進展。另外，這份材料還能為密碼本提供更多的詞組，擴大我們對現有「維諾納」電訊的破譯範圍。自從有了能力強大的新電子計算機以後，恢復整個行動的意義就更大了（在五十年代我就不相信我們的努力會付諸東流）。由於阿瑟的大力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我們「維諾納」行動的步伐不斷加快了。

　　其實「搭扣」材料中有關英國情報的部分並不重要。這些情報大部分是蘇聯格魯烏官員關於在英國各地遭受空襲破壞的報告和對英國軍事力量的估計。材料中有幾十個化名，其中有些是有意義的，然而這些人早已死亡。例如有一個名叫霍爾丹的間諜，曾在海軍部的哈斯拉潛水艇試驗站研究深潛技術。他的任務是通過英國共產黨向蘇聯格魯烏駐倫敦人員提供各種研究計劃的細節。從電訊中我們還獲得了有關另一個名叫歐文·蒙塔古的間諜的情報。歐文是斯韋思林勳爵的兒子（不能把他與尤安·蒙塔古混為一談。尤安是另一個人，曾在戰時組織過著名的「非凡人」行動），是個自由的新聞記者。從電訊中，我們清楚地看出他為蘇聯人收集工黨內部的政治情報，另外也收集一些英共內部的情報。

　　我們對蘇聯格魯烏的電訊採取了一項特別行動，即把他們的電訊同四年後克格勃的電訊進行了比較。我們發現一九四0 年和一九四一年格魯烏官員的能力較低，三十年代斯大林清洗以後，他們便一蹶不振，而且四處尋找靠山，猶如一群無頭蒼蠅到處亂飛。一九四五年，格魯烏換了一批像克羅托夫這樣的新的職業情報官員，整個間諜管理水平明顯提高，而且非常講究實效。另外他們還對自己的間諜採取了謹慎的保護措施，以便長期地使用他們。當初的格魯烏，行動渙散，而且據一九四五年的電訊，他們的一切均由莫斯科中心控制。我們把克格勃用的波道同大使用的波道進行了比較，清楚地發現克格勃在蘇聯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維諾納」破譯行動留下的遺產——它使我們認清了克格勃這台巨型機器，克格勃的情報網絡遍及西方各國，當西方國家在為和平四處奔忙時，他們卻在積極為冷戰作準備。

　　「維諾納」材料保存在六樓的一間特別安全的辦公室裡。我在那裡看完材料以後，就搬了出來，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共用一間辦公室。她是阿瑟手下的研究員，正在忙著調查米切爾一案。米切爾一案的調查工作對D 處來說真有點事不逢時。霍利斯把弗尼瓦爾·瓊斯從原先的崗位調去當C 處處長，米切爾一旦退休就晉升他為副局長。瓊斯的職位由馬爾科姆·卡明接替。D 處裡那些打算努力沿著朗斯代爾一案的線索乘勝追擊的聰明人，對這項任命不以為然。而阿瑟本人卻對處長一職垂涎三尺。憑他所取得的成績，阿瑟完全可以當處長，但由於他在五十年代初所採取的立場，而一直得不到上司的欣賞。他們認為阿瑟生性好鬥，脾氣暴躁，而且不能容忍別人。非常不幸，這些都不是他要在軍情五處獲得成功的先決條件。米切爾調查被批准後，霍利斯決定不告訴卡明有關調查米切爾的事，因為從理論上說，卡明也是一名嫌疑分子。負責這一調查的是瓊斯，他在柯克街的C 處總部對整個過程進行監督。

　　伊夫琳·麥克巴尼特是一個奇怪的女人，她的臉上有一塊很大的胎記。她就像暖房裡的一盆花，自從參加工作以來一直禁閉在辦公室繁忙的事務中，對外界發生的一切都不知道。

　　我剛搬進她的辦公室，她就問我：「你是不是共濟會成員。」

　　「不是，我並不贊成共濟會。」我說。

　　她冷冷地對我說：「我並不認為你會是共濟會成員，但如果你想在此成功的話，還是參加共濟會好。」

　　伊夫琳一直認為軍情五處內部有間諜。她是研究官員，已經幹了好多年的反間諜工作了，比阿瑟和我的時間都長。她可以說是一部有關辦公室生活的活詞典，她頭腦靈活，她也善於判斷人的性格，當然有時有些過分。

　　她告訴我：「我早就猜到遲早總會進行一次調查。」但她卻很悲觀。她深信最壞的事還在後頭，因為調查的程序總是預先制定的。

　　「如果阿瑟太認真，肯定支持不了多久；如果你同他搞在一起，你也得當心。」她又說。

　　我委實吃了一驚。「伊夫琳，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立即問道。

　　她打開自己的保險櫃，拿出一個黑色筆記本。

　　「你看看這個吧！」她告訴我。

　　翻開筆記本，一行行清秀乾淨的字體映入了我的眼簾，我飛快地翻閱了一遍。原來這個筆記本記錄的是四五十年代的各種案件的細節。這些案件有的我只知道個大概，有的我一點都不知道。這些材料是從軍情五處的檔案室收集來的，每件案子都是一起針對軍情五處或軍情六處被滲透的指控。

　　我簡直嚇呆了，「這是誰的？」我問。

　　「是我朋友安妮·拉斯特的。她曾和我一起工作過。自從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以後，她就收集了這些。後來為了結婚，她辭去了這個職務。她嫁給查爾斯·埃爾韋爾。臨走前，她把這個本子交給我，說以後可能有用。」

　　「阿瑟知道嗎？……」

　　「當然。」

　　「你還給誰看過？」

　　「難道我也要讓人剁碎……」

　　我繼續看著筆記本。開頭幾頁經常提到馬克斯韋爾·奈特的名字。大戰時，他就相信軍情五處內部必定有間諜，並作了記錄，但卻沒有採取行動。記錄本裡共有幾十件指控材料，多數是不切實際的想像。例如根據某一間諜的報告或隨手寫的感想和評論，也有比較具體的材料，例如伊戈爾·古曾科的證詞。古曾科就是一九四五年叛逃加拿大的那個年輕的蘇聯密碼員。他的叛逃對英國「維諾納」計劃裡克格勃通訊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整整一個星期，這一通訊陷入混亂狀態。據安妮·拉斯特記載，古曾科曾揭發說軍情五處有個間諜，代號「埃裡」。一九四二年古曾科在莫斯科工作時曾從一位叫盧比莫夫的朋友那裡聽說過「埃裡」，當時經手「埃裡」電文的就是盧比莫夫。「埃裡」有某些俄國背景，他能查看某些檔案。蘇聯採用死信投遞的方式同他聯絡，而且經常把他提供的情報送給斯大林。古曾科的這一指控同他的其它材料一起被歸入檔案，以後再也沒人問津，這些材料只好束之高閣，放在那裡吃灰。這真是不可思議。

　　伊夫琳說：「人們不相信他，認為他弄錯了，軍情五處內部不可能有間諜……」

　　筆記本的最後一頁是作者的「遺囑」，她寫道：「如果軍情五處內部有間諜，那我肯定是羅傑·霍利斯或格雷厄姆·米切爾。」

　　我倒抽了一口氣，說：「這麼大的人物怎麼調查？除非把軍情五處翻個底朝天才能完全做到。」

　　伊夫琳痛心地說：「一九五一年時他們也是這麼說的。」

　　安妮·拉斯特的筆記本只不過是伊夫琳和我頭一次分享的機密。在以後共同工作的幾個星期裡，她漸漸向我道出了軍情五處許多被人遺忘的歷史，這是我們在A處二科的錄音帶上聽不到的。這些故事充滿了疑問、猜測、無法解釋的行動和離奇的巧合。很快我便知道了，我並不是第一個懷疑軍情五處藏有間諜的人。這種恐懼和辦公室的家具一樣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傍晚，我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公園巷走去，伊夫琳的故事在我的腦海裡縈繞不去。自從一九四二年起就不斷有人揭發軍情內部有間諜，但從未調查過，也沒有人反駁過這些揭發。時間已經拖得太長了，這次的搜索一定是長期而又艱苦的。想到這裡，我收住腳步，回頭望瞭望萊肯菲爾德大樓。

　　「這次不會再走漏風聲了吧？」我心裡想，「不會再出現叛逃，這個人不會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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