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49)_彼得·賴特

四九

　　我在萊肯菲爾德大樓第八樓監聽了這次會晤的實況。弗洛拉·所羅門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對菲爾比恨之入骨，但卻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與菲爾比等人的關係。經過一番耐心的開導，她終於開口說了實話。原來在戰前她同菲爾比交往密切，而且還挺喜歡他。在菲爾比任《泰晤士報》駐西班牙新聞記者時，有一次回倫敦還帶她出去吃過一頓午餐。用餐時，菲爾比告訴所羅門，他正在為保衛和平幹著一件非常危險的工作——需要人幫助，並問她是否願意幫他完成任務。他告訴所羅門，他正在為共產國際和俄國人工作，並說這是一個偉大光榮的事業，希望她也能參加到他們的行列中去。所羅門拒絕入夥，但她對菲爾比說，如果他山窮水盡，可以隨時去找她幫忙。

　　阿瑟不再追問了。這就是所羅門的故事。我們懷疑她在三十年代對菲爾比的態度是否比她所說的更激烈，但這點和我們的工作關係不大。所羅門在談話時，常常容易激動。

　　她尖聲尖氣地說：「我決不公開作證，這樣太危險了。你們都知道，自從我同維克托談過這件事以後，托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爾比的朋友托馬斯·哈裡斯，他是一個美術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於一起神秘的車禍。

　　她聲嘶力竭地叫道：「我知道如果我作證，這件事肯定會洩露，那麼我的一家可怎麼活啊？」

　　她雖然口口聲聲說她害怕蘇聯人，但對菲爾比卻還有另一種感情。她說她仍在關心菲爾比。但後來她在閒談中又說，菲爾比對待他的情人們的態度非常可怕。根據她的談話我推測她和菲爾比在三十年代肯定是一對情人。雖然所羅門對此並沒有承認。所羅門之所以蓄意報復菲爾比，肯定是因為菲爾比在幾年以後為了另求新歡而拋棄了她。

　　獲得了戈利金和所羅門的這些情報以後，軍情六處的狄克·懷特和軍情五處的羅傑·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貝魯特再次審問菲爾比。為了準備這次審訊的材料，伊夫林·麥克巴尼特用了四個月的時間起草了一份長篇報告。她從一九六二年八月開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臨行前的最後一分鐘，計劃改變了。按原定計劃，去貝魯特審問菲爾比的是阿瑟，他從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負責菲爾比案件的偵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況，但他臨時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利奧特去提審。埃利奧特是菲爾比的親密朋友，曾任軍情五處貝魯特分站的站長，最近剛剛回來。埃利奧特現在相信菲爾比確實犯了罪。上級認為讓埃利奧特去更能激發菲爾比的良心，而我們這些知道這一決定的人都感到吃驚。獨斷專行是促成這一決定的因素，但決不是唯一的因素。我們軍情五處的人一開始就懷疑菲爾比有罪，現在總算找到了讓他陷入絕境的證據。而菲爾比在軍情六處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奧特一直都對菲爾比有罪的說法表示抗議。現在鐵證如山，可他們卻想把這證據藏起來，不讓外人知道。選擇埃利奧特去審訊的決定引起了大家的強烈不滿。埃利奧特是伊頓公學前任校長的公子，具有一種談吐高雅、穿著講究的貴族氣質。但決定終究是決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奧特帶著一份正式對菲爾比提供豁免權的建議書，離開倫敦飛往貝魯特。

　　一周以後，埃利奧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倫敦。菲爾比招供了。他承認了他從一九三四年起就當了間諜。菲爾比還說，他想回英國，甚至已經寫了認罪書。這個使我們徘徊了很久的謎終於解開了。

　　菲爾比認罪的消息傳來，秘密世界裡的許多人都覺得自己老了許多。當時我已年近四十五歲。懷疑真相是一回事，聽到一個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間感到這場遊戲沒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險已經過去了。這個案件同逮捕朗斯代爾不同，逮捕朗斯代爾不過是警察抓小偷，當你發現菲爾比——一個你可能喜歡，或者可以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讚賞的人竟然向你的敵人出賣了一切，你就會想起我們的間諜工作和全部行動全都變成了廢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時光已經流逝，黑暗時期已經開始。

　　過了幾天，阿瑟在走廊裡把我叫住。他那鎮定的神態有些奇怪。平時他總是匆匆忙忙，甚至有點緊張過度。此刻他仿佛親眼目睹了一場車禍。

　　「金（即菲爾比）走了。」他悄悄地對我說。

　　「我的上帝，他是怎麼走的……」

　　阿瑟的臉上浮現出一絲慘淡的笑容，說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兩個人一樣……」

　　菲爾比的叛逃挫傷了軍情五處高級官員的士氣。他叛逃以前，有關軍情五處被滲透的說法一直對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後，這些說法就由內部傳了出去，而且愈來愈令人恐慌。毫無疑問，菲爾比的情況同麥克萊恩在一九五一年時的情況一樣，是接到了某個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這個提示人就是暗藏在軍情五處的屬「五人集團」的第五人。這個設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團」的證詞完全吻合。這個「五人集團」是由伯吉斯、麥克萊恩、菲爾比，幾乎可以肯定還有布倫特，以及這第五個間諜組成的。這個間諜在一九五一年的調查中蒙混了過來，一直未暴露，現在正在窺視著危機的發展。

　　溫特博恩經常和我談起這個問題。他堅信，我們的上層藏有間諜。

　　「我不相信我們就真的這麼無能。」他常常這樣說。

　　對他這種想法產生過很大影響的是「唱詩班」行動，甚至八年以後，溫特博恩還常常激動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動中我們發現，蘇聯人堵住了我們探測話筒的針孔。當然使他產生懷疑的還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們在中國大使館的電話上安裝了特別裝置，但蘇聯人馬上就把它取了出來。另外，福爾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懷疑。「黨務」行動以後，軍情五處繼續搜尋英國共產黨的關於蘇聯給英共秘密資助的檔案。據我們判斷，這些檔案也許就藏在魯賓·福爾伯的公寓裡。福爾伯不久前受命當了蘇聯資助的出納員。福爾伯是個傑出的英國共產黨員。當時他登廣告找一名有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樓裡，於是我們就趁機派了一名特工打進了他的公寓。當我們正在計劃對他的公寓採取行動時，他就把我們的特工攆走了，而且根本沒向這名特工說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當萊肯菲爾德大樓被這些憂慮糾纏不清的時候，我卻在科學理事會閒蕩著。我決定親自作些自由調查。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我慢慢地從檔案室借來一些檔案。最初借來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參加過的話筒行動的檔案：倫敦的「唱詩班」行動、加拿大的「蚯蚓」和「豬籠」行動——這三次行動都失敗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另外還有澳大利亞的「老鼠」行動。我對這些失敗的行動進行了仔細的研究，關於它們失敗的原因可以有種種複雜的猜測，但軍情五處內藏有間諜並不是沒有可能的。有些行動使溫特博恩忙得不可開交，但最後仍歸於失敗。對此，也有許多解釋。也許我們的手腳太笨，也許福爾伯只是胡亂猜疑我們的特工人員，但我覺得這難以令人信服。洩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從檔案室裡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雙重間諜案件，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參考價值。當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的業務水平和無線電監視設備，但蒂斯勒案件卻使我們對內部是否藏有間諜產生了疑問。盧拉柯夫一莫羅試驗並不能排除蘇聯人除了竊聽我們監視隊的無線電通訊以外還有一個兩條腿的情報源的可能。還有朗斯代爾和最近發生的菲爾比案件，我們的行動沒有一次成功，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證明了蘇聯的干擾。

　　任何問題無論怎樣錯綜複雜、令人不可思議，但終歸有一天會得到解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漢門花了好幾個月時間對近八年的工作細節進行了反復的核對和比較，終於使整個問題明朗了。我們過去的猜測，現在找到了證據。我們內部肯定有間諜，問題是這個間諜是誰。接著我又苦幹了幾個星期，對檔案的出借和歸還日期—一進行了核對。借閱這些檔案的總是這麼五個人：霍利斯、米切爾、卡明、溫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這個間諜肯定不是我，也決不會是溫特博恩，這個間諜不會是卡明，他不會幹這種卑鄙的勾當，那麼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爾兩個人了。難道會是霍利斯？這個人狂妄自大而且剛愎自用，像個獨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那麼會不會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爾呢？對米切爾我瞭解得就更少了。他總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懷疑。再者他聰明伶俐，完全具備間諜的條件。我知道我的挑選也許是出於偏見，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傾向于米切爾是間諜這種假設。

　　一九六三年初，我覺察到有人在監視我的行動，這個人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爾。每當我進行私人調查，我總把檔案鎖在保險櫃裡，然後用鉛筆做上記號，如果有人動過，我馬上就會知道。一天上午，我發現辦公室保險櫃的檔案動過了，而只有兩個人才能開我的保險櫃，局長和副局長，他們保存著有關所有保險櫃的暗碼複製件。疑團愈來愈多了，間諜已經躡手躡腳從門外的走廊上走過來。

　　奇怪的是，自從菲爾比叛逃以後，阿瑟和我疏遠了。當然他公務繁忙，不過每當我問起他的工作時，他總是巧妙地避開話題。有好幾個晚上，我和他在他的尤斯頓車站附近的公寓裡聊天，每當我提起戈利金一案時，他都否認他正在作進一步調查。我相信我隨時都有可能被解雇或者被調離，所以千方百計地尋找藉口去阿瑟的辦公室。我隨身帶著三十八件有關私人調查的檔案。

　　我提請他注意雙重間諜案中的某些細節，諸如某件不了了之的話筒案件。「你看這些檔案有用嗎？」我向他探問道。而阿瑟除了看看我的檔案以外，什麼也不說。終於有一天晚上，阿瑟問我：「彼得，你知道是誰，不是嗎？」

　　「不是羅傑就是格雷厄姆。」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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