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48)_彼得·賴特

四八

　　威利斯和我很熟。他是北方農村人，和藹可親，他的個子矮小，白頭發，黑眉毛。他一向愛黑白點相間的灰色呢西服和硬領襯衫，顯得文質彬彬。大戰時，我曾在他手下搞過電纜工程和反潛艇鬥爭。他的數學比我高明，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技術頭腦。現在我們都是工程師，但在管理新理事會的問題上卻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在情報工作中，工程師和科學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並搞試驗，這些試驗也許會出成果也許不會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來我所獲得的成績就是通過試驗和靈感取得的。我希望新理事會將成為能源站，解決發射工程委員會交給我們關鍵的科學問題，並付諸實施，擴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則要把情報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國防部合併。他想把理事會變成一個附屬機構，即一個龐大而沒有生氣的軍火承包工業的分支，根據用戶的要求製造產品。我試圖向威利斯解釋，情報工作與軍火承包不同，情報工作不是和平時期的工作。情報工作是一場持久戰，它的目標是變化無常的。因此在幾十年前就制定計劃是沒有用的，等你剛開始按計劃進行工作，可能計劃就已經洩漏了，這同海軍部計劃把一艘艦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說柏林隧道行動吧，為了這項宏偉的工程，我們不惜花費了千百萬美元，結果發現蘇聯人從一開始就知道了我們的計劃，這是由計劃委員會的秘書喬治·布萊克洩露的。我贊同威利斯的主張，我們應當研製一批簡單的設備，諸如話筒、放大器等，這些項目有一定的生命力，我反對研製尖端的儀器設備，那些東西通常是由各種委員會發起、設計和研製的，等它們被研製出來時也許早就過時了，或者早就被蘇聯人知道了，或許由於局勢發生了變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價值。

　　威利斯從不理解我的奮鬥目標。我覺得他缺乏想像力，當然他沒有我那種對科學情報工作發展前途的無限熱情。他要我定下心來，改變一下現在的生活方式，穿上白大褂來監督合同的實施。我被迫離開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到白金漢門的科學理事會總部。一九六一年是充滿了興奮和成功的一年。時間如飛，轉眼就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這是我一生事業中最不愉快的一個時期。七年來我在軍情五處多多少少享受一些自由，我總是很活躍，而且不斷參加當時的各種行動。這次調動後，我好像從戰壕裡被人換下來到了英國國民軍的休養地一樣，我一搬到新辦公室以後，就發現那裡不能施展我的本領。我很清楚，一旦離開了萊肯菲爾德大樓，就會在沒有一點生氣的幽閉恐懼的環境中默默無聞地了結自己的一生。我決定離開理事會，如果上級同意，我就到軍情五處下面的另一個單位去工作。如果上級不同意，我就到政府通訊總部去，我以前曾對通訊總部的工作有過一些瞭解。

　　這時，阿瑟對我非常照顧。他知道我在白金漢門那裡很不自由，於是便找了各種藉口要我參加正在進行的有關戈利金案件的工作。一九六二年春季，阿瑟對華盛頓作了為期很長的訪問。在訪問期間，他就戈利金的事向美國作了大量的彙報。阿瑟回國時又帶了一百五十三集值得進一步調查的材料。有些材料無關緊要。例如戈利金揭發當時有位著名的音樂明星由於能接近英國上層社會的官員而被蘇聯人看中，招募為間諜。其他一些情況雖然也是事實，但我們已經作出了圓滿的解釋。例如，戈利金交代說有位從男爵，由於在出租汽車後座搞同性戀性行為時，被克格勃拍了照片，以後克格勃以此來對他進行訛詐。我們找到了這位從男爵，向他詢問當時的情況。他承認確有其事，但並沒有向克格勃的訛詐讓步。對此我們感到滿意。雖然戈利金交代的大部分材料非常誘人，但卻不具體。有時他的交代看上去是真的，但一經仔細分析，就變得模糊不清了。另一個問題是戈利金喜歡向別人零星出售情報，他把這項工作當作生活的來源。因此，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從他那裡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也不知道這位叛逃者究竟還有多少情報可以提供。

　　戈利金向我們提供了一條非常離奇、非常難以捉摸的情報。於是我被叫去幫忙。這就是索科洛夫·格蘭特案件。這個案件在許多方面的疑難點都是很典型的。例如我們在處理他所交代的情報時經常遇到的那種情況。戈利金告訴我們，在薩福克郡的某個飛機場附近有個蘇聯間諜，這個機場是個最新式導彈的基地。他肯定這是個備用間諜，專門被用來在國際危機時搞陰謀活動的。我們同英國皇家空軍進行了聯繫，認為戈利金所說的那個飛機場很可能就是貝裡聖埃德蒙茲附近的斯特雷茲沙爾機場。然後我們又查看了斯特雷茲沙爾附近的選民冊，想從中找出一些有用的情報。幾天以後，我們發現了一個蘇聯名字索科洛夫·格蘭特。我們與軍情五處檔案室的檔案進行了對照，發現那裡有他的檔案。格卜特是蘇聯難民，五年前進入英國，他娶了一個英國姑娘，並在機場附近租了一塊地，以種田為生。

　　這件案子交給查爾斯·埃爾韋爾去調查。埃爾韋爾檢查了格蘭特的來往信件，竊聽了他的電話，並向地方警察進行了詢問，然而卻一無所獲。我奉命去搜查他的住宅，看看是否能找到技術上的證據以便給他定罪。趁他和他的妻子去北方度假的時候，我和約翰·斯托勒一起開車直奔貝裡聖埃德蒙茲。斯托勒個頭矮小，頭髮灰白，面帶微笑。他原是通訊總部M 處「反小集團」的工作人員，曾經對「筏夫」飛行行動作過安排，並參加過分析「筏夫」訊號的工作。索科洛夫·格蘭特住在一幢漂亮的安妮女王式的紅磚農舍裡。這幢房子已多年失修。從屋後的花園裡可以看見機場的跑道終端，跑道穿過麥浪起伏的田野，真有點詩情畫意，很難引起人們對這裡的一切產生懷疑。但正是這種美麗的充滿田園詩意的景色總是使我想起間諜：他們總是以這種秀麗的英國景色作掩護的。

　　斯托勒的任務是搜索農舍，檢查是否有暗藏的無線電系統，而我呢，則撬開門扣，進入格蘭特的住房。住房髒得嚇人。走廊和通道裡到處是廢物。樓下房間裡的書毫無秩序地堆在一起。起先我還以為他們要搬家，後來看到所有的東西都積滿了灰塵，我才明白並非如此。後屋書房裡並排放著兩張書桌。左邊是一張桌面能翻動的大書桌，上面堆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連拉蓋都關不上。右邊是一個帶櫃子的小書桌。我打開櫃門，裡面什麼也沒有。我又拉開抽屜，裡面也是空空的，甚至連一點灰塵也沒有。這張書桌肯定是最近才騰空的。我坐在光亮的溫澤式靠背椅裡，兩眼凝視著這兩張書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一張堆滿了東西，而另一張卻又什麼也沒有。是不是他們想把一張書桌的東西搬到另一張裡去？或者他們想騰出一張書桌？如果這樣，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一間塞滿廢物的房間竟放著一張空書桌，這裡面是不是有些令人感到懷疑的地方？

　　我翻了翻另一張書桌上的紙張，發現大部分是農場工作的業務記錄。斯托勒在外面也沒找到什麼。於是我們便離開了格蘭特的房子。要對這個地方好好搜一遍，至少得用二十個人來工作一個星期。後來，埃爾韋爾又親自登門拜訪了索科洛夫·格蘭特，並向這位村民問了些問題。埃爾韋爾回來後非常滿意。他說格蘭特沒有什麼問題。他的人緣很好，妻子是當地鄉紳的女兒。我們猜測戈利金可能在克格勃的監視名單上看見了索科洛夫的名字，也許蘇聯人打算同索科洛夫接觸，但實際上從未找過他。

　　這以後不久，格蘭特夫婦便離開了那個村莊。也許村裡人知道了我們的調查，也許格蘭特想過一種新的生活。儘管對索科洛夫的調查沒有什麼意義，但這件事卻在我心裡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一個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忽然受到懷疑，然後又忽然排除了懷疑，然而他的整個生活則由於世界另一邊某個他從未見過的人的一句瞎話而完全改變了。安逸的薩福克鄉村世界與背叛者的秘密世界發生了衝突，而在秘密世界裡，根本沒有什麼偶然的巧合，就連一張空書桌也可以引起懷疑。

　　戈利金關於間諜滲透軍情五處的情報是他所有情報中保密最嚴的部分。我最早是從阿瑟那裡知道這件事的。當時阿瑟剛從華盛頓回來。戈利金說他在克格勃總部見過存放英國情報部門文件的特別保險櫃。他還見過保險櫃裡存放的那些文件的索引，並且肯定軍情五處的最新文件一定也在那裡。他還說，克格勃從英國情報部門得到一份文件，他們稱之為「技術文件」。那是一份很厚的文件，裡面羅列了英國情報部門所使用的各種技術設備。他沒有能夠仔細研究這份文件，只是被叫去看看是否可以翻譯裡面的某一段文字。這份文件肯定很重要，因為他們對譯文催得很緊。他說蘇聯駐倫敦使館的安全措施同別處的使館不同，那裡沒有專門的安全員（即蘇聯保衛員），據戈利金推測，沒有專門安全員的原因是蘇聯已經完全滲透了軍情五處。戈利金還談到克拉布事件，他說在克拉布對「奧爾忠尼啟則號」下手之前，克格勃就得到了警報。

　　一九六二年八月，軍情五處正處在消化戈利金的情報的階段。與此同時，我們在研究有關菲爾比的第三集材料中也取得了一個重要的突破。在以色列韋茲曼斯大樓的一次招待會上，維克托·羅思柴爾德見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羅門的蘇聯猶太複國主義移民。她對羅思柴爾德說，菲爾比在《觀察家報》上寫了一些反對以色列的文章，她表示非常氣憤。她然後透露說，菲爾比從三十年代起就是一個秘密間諜。維克托竭盡全力，最後終於說服了她到倫敦把這件事告訴阿瑟·馬丁。他倆會面的地點是在維克托的公寓，我奉命在公寓裡安裝了話筒。我決定臨時在那裡安裝一個特別裝置。維克托對此非常緊張。

　　他對我說：「我真懷疑你們是否會把這個特別裝置拆掉。」然後逼我保證親自監督安裝和拆卸。維克托一直以為軍情五處在暗地裡對他的講話進行竊聽，瞭解他和以色列人的密切交往。他這種疑神疑鬼的樣子在辦公室引起了許多笑話。但我還是向他作了保證，並在阿瑟和弗洛拉·所羅門見面的前一天下午，讓郵局的技術人員仔細地檢查了他們裝的電話。會晤結束後，我又親臨現場看著他們把竊聽墊圈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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