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47)_彼得·賴特

四七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戈利金說，三十年代蘇聯在英國曾招募了一夥著名的「五人集團」間諜。他說，他們不僅互相認識，而且還知道其他間諜。但戈利金卻不知道「五人集團」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個人的代號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東的行動有牽連。這個線索與金·菲爾比完全吻合，菲爾比現在在貝魯特為《觀察家報》工作。戈利金說的五人中的另外兩人顯然就是伯吉斯和麥克萊恩。戈利金所說的第四個人可能是女王藏畫的鑒定家安東尼·布倫特爵士。布倫特爵士在戰時曾是軍情五處的官員，他在一九五一年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以後曾一度受到懷疑。但對戈利金所說的第五個人我們卻一無所知。由於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團」，因此，菲爾比案件和布倫特案件又一次被提了出來，進行重新審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準確的線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這些線索都是有關海軍部間諜的，如霍頓。這說明蘇聯人非常重視收集英國和北約潛艇和反潛能力的詳細資料。據第三集揭發，蘇聯人在英國駐莫斯科使館海軍武官當中招募了一名間諜，這件事是由負責國內情報行動的第二總局局長格裡巴諾夫將軍來親自監督的。英國使館裡有一名叫米海爾斯基的俄國籍雇員參與了這項活動，那名間諜把自己看到的機密文件抄下來，交給米海爾斯基。戈利金還說，一九五六年這名間諜奉命調回倫敦，在海軍情報處工作，於是他便由克格勃國外行動處指揮。

　　據戈利金交代，第八集裡講的第二個海軍間諜是一個更加高級的人物。戈利金說他曾讀到過三份編了號的北約文件，其中兩份是絕密的，這是他在克格勃情報處北約科工作時無意當中看到的。情報處北約科負責整理有關北約問題的政策文件，向政治局提供諮詢和參考。一次戈利金正在準備一份有關北約海軍戰略的材料時，看到了三份從倫敦發來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經過修改的，換言之，原始材料的來源事先已被刪掉，但這次由於他要寫的報告很緊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件的複製件給他看。中央情報局對戈利金講的這件事進行了核實。原來戈利金所說的三份文件是關於擴建克萊德灣北極星潛艇基地的詳細計劃，以及重新部署北約在地中海的海軍的計劃。中央情報局的人把這三份情報混在其他北約文件一起，然後拿給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準確地認出了那三份文件，並解釋說，他看到的那份關於克萊德灣的文件的散發範圍有四套編號和數字，而美國人給他看的這份卻有六套編號和數字。美國人查閱了散發名單，發現確實有他所說的那種副本，但我們卻找不到。斯圖爾特對這三份文件的散發情況作了分析，發現唯一有洩密嫌疑的是一位現在已經退休的資歷很深的海軍中校。後來這個案子交給D 處一科去辦理了。

　　在戈利金過來以後的幾個月裡，蘇聯情報機關心臟裡又有三個人叛逃。這三個人的行動之間並沒有什麼聯繫。很顯然他們是互相獨立的三個間諜。頭兩個向聯邦調查局表示他們願意留守原地為聯邦調查局提供情報。這兩個人一個是克格勃的官員，另一個是格魯烏的官員。他們的公開身份是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他們的代號分別是「費多拉」和「大禮帽」。第三個人是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內瓦叛逃過來的。他叫尤裡·諾森科，是克格勃高級官員，他找到中央情報局，表示願意為該局提供情報。

　　不久，諾森科為搜索英國海軍間諜提供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情報。他聲稱，格裡巴諾夫在招募那個間諜時曾以要揭發他的同性戀行為為威脅手段，這個間諜向克格勃提供了北約的所有機密，它們都是從一位「海軍勳爵」那裡搞來的。由於北約文件和格裡巴諾夫招募的間諜有密切聯繫，軍情五處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資料合併處理。卡林頓勳爵辦公室的職員約翰·瓦薩爾有很大嫌疑。斯圖爾特很早就認為瓦薩爾可能是第三集所說的「五人集團」間諜中的一員，並把他列為第四個嫌疑犯，這個案子後來由調查員尤尼·西蒙茲負責，而西蒙茲則不同意斯圖爾特的判斷。他認為瓦薩爾篤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當間諜的可能較小，於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嫌疑犯名單的最後。但得到了諾森科的線索以後，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薩爾，很快就證實了瓦薩爾是一個同性戀者，住在多爾芬廣場的一套豪華公寓裡，所過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軍情五處這時遇到了一個在反間諜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問題。間諜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沒有痕跡，除非間諜本人坦白或者當場被抓獲，否則很難找到證據。辦案員向我請教，有沒有什麼技術上的手段可以用來證明瓦薩爾確實從海軍部偷竊過文件。我和弗蘭克·摩根曾經試用過一種方法，我們在機密文件上塗上少量放射性物質，然後在嫌疑犯犯罪現場的入口處裝了一台蓋格計數器，如果文件被人移動，我們就能發現罪犯的行動。我們用這個方法對瓦薩爾進行了測試，但沒有成功。海軍部的入口處太多了，我們根本無法判斷瓦薩爾會走哪一個，而且蓋格計數器常常把夜光手錶之類的物件一起顯示出來，很不精確。最後，領導以放射性材料對人身有很大危害為由，取消了這個計劃。

　　於是我又去尋求其他方法。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考察結果，戈利金的記憶簡直同照相機一樣。我決定再進行一次試驗，看他是否還記得北約文件的照相複製件裡的細節。這樣我們就可以分析出那個間諜是否把原件交給對方複製，然後再叫對方把原件還給他。我拍了二十五張有關北約克萊德灣基地文件第一頁的照片，每張相應提到一種蘇聯人過去向他們的間諜推薦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館裡使用的方法，然後我通過中央情報局把這些照片送給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張「普那克蒂納」照相機拍的照片，我在拍這張照片時用了兩架懸角燈照明，一邊一架。這使我們有了底，於是我們趁瓦薩爾上班之際撬開了他的套間。在衣櫃底部的抽屜裡，我們找到了一架專用於複製文件的「普那克蒂納」牌相機和一架「米諾克斯」牌相機。我們接到搜捕的命令，當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薩爾並徹底搜查了他的套間。我們在套間角落的一張桌子底部發現了一個秘密抽屜，裡面裝著許多照過的三十五毫米膠捲，沖洗以後發現是一百七十六張機密文件的照片。瓦薩爾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認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戀時上鉤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當我們在倫敦和華盛頓整理這些新叛逃者的情報時，我卻遇到了個人危機。朗斯代爾一案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又重新引起了人們對整個技術資金問題的重視。雖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團設計了一個項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卻沒有什麼改進。我們曾試圖從國防預算中撥出部分資金滿足情報部門特別是電子技術部門，但卻失敗了。我們正在迅速邁進一個利用衛星和計算機收集情報的新時代。自從發射工程委員會分成「小集團」和「反小集團」以後，他們就更需要規模更為宏大的科學技術來支持和發展他們的行動了。現在大家終於明白了我多年以來提倡全面對舊體制進行改革的意義了，這個倡議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來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財政預算和科技人員。朗斯代爾案破獲以後不久，我受兩個處的委託又去找威廉·庫克爵士，請他仔細審查我們的要求。我們用了好幾天時間在一起參觀了目前為我們服務的幾個國防研究所。後來庫克起草了一份詳細報告，這是戰後英國情報史上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庫克報告的中心思想是，應當迅速擴大漢斯羅普通訊中心，使之成為軍情五處和六處服務的研究機構，重點放在「小集團」和「反小集團」所需要的先進的電子技術方面。大戰時，這個通訊中心是無線電安全局的總部，後來又成了軍情六處與海外間諜網保持聯繫的通訊中心。庫克建議，漢斯羅普中心應當從皇家海軍科學局招收新的工作人員。對我來說，這是一項最為重要的改革。自從我參加軍情五處以後，我就一直在遊說，希望能夠消除情報部門技術單位同其他文職機構的科學單位之間人為造成的隔閡。這種隔閡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報部門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從個人角度來說，為了為軍情五處工作，我得放棄海軍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才能接受軍情五處的委任。在庫克撰寫報告時，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強調過這一點，他認為我的論點是正確的。由於庫克的報告，五十名科學家在不影響退休金的前提下調進了漢斯羅普通訊中心，而且如果他們願意，以後還可以調回原單位。我是第一個調入情報部門的科學家，因而享受不到這一新規定的待遇。但當時我並不為這些事情擔心。我相信軍情五處有朝一日會給我一些補償，他們曾經向我保證過。但不幸的是，我太輕信他們了。

　　庫克的另一項建議是軍情五處和六處應當建立一個聯合總部。他們分開工作，但應由一位首席科學家統一規劃和監督雙方的新的研究計劃及其發展情況。這是一個大膽的建議。我得承認這個職位對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不過說真的，我實際上已經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來的許多技術現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發起的，而且我還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為兩個局爭取更多的財政預算和物資。但我卻沒能如願以償。維克托·羅思柴爾德極力推薦我，但狄克·懷特對他說，他從軍情五處調到軍情六處已經引起了軍情六處的不滿，而且這種不滿至今尚未平息，不能再勸軍情六處的高級技術人員接受軍情五處派來的人領導。最後科爾莫爾委員會開了個會，解決了這個問題。會議在討論庫克的結論時，皇家海軍科學局局長赫克托·威利斯立即表示願意辭去原來在海軍的職務來擔任新成立的科學理事會會長。霍利斯和懷特知道威利斯的辭職很快會在官僚中產生影響，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辭職。我被任命為副會長。同時軍情六處的同行約翰·霍克斯也被任命為副會長。霍克斯作為軍情六處在漢斯羅普通訊中心的代表負責研製羅克斯密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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