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46)_彼得·賴特

四六

　　然後我又告訴他，當初找我商量行動計劃的是軍情六處倫敦分站技術組的約翰·亨利和彼得·狄克遜，他們是制定這一計劃的負責人。他們兩人和我都參加過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討論情報部門技術研究的聯席會議。這個會議是在波頓草原，即政府生化武器研究集團舉行的。五十年代，化學武器研究是一個非常活躍的領域。我和軍情六處的聯合課題是研究引起幻覺的麥角酸二乙基酸胺在審訊中的作用，我們在波頓草原做了大量實驗。有一次，我自願提出做試驗品。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雖然各自的目的不同，但都想盡可能多瞭解一些有關當時在波頓研製的高級毒劑的情況。我需要解毒劑，是為了在蘇聯人對英國叛逃者下毒時用，而軍情六處需要這些毒劑卻是為了自己在國外的行動。

　　亨利和狄克遜都和我談過對納賽爾使用這種毒藥的問題，希望我能給他們一點忠告。顯而易見，用神經毒氣暗殺納賽爾是最好的方案，因為這種毒氣使用簡便。他們告訴我，軍情六處倫敦分站在埃及有個間諜，可以有限度地接近納賽爾的某個總部。他們計劃在通風系統內放一些神經毒氣罐，但我指出這樣做不僅需要大量的毒氣，而且會造成大批納賽爾手下的軍官死亡，顯然是一個很不實際的計劃——軍情六處的計劃都是這樣。後來亨利告訴我，艾登又否定這個行動了，這並不使我感到吃驚。他們不得不承認這件事比「巨型炸彈」克拉布事件更加糟糕。

　　哈維和安格爾頓又仔細向我詢問了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那次行動。

　　「我局正在研究對付這類問題的新方法，並且還可以出售有關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哈維向我解釋說。

　　哈維一正經起來，嗓門就降低了許多，而且單調乏味，壓抑的語調是一種華盛頓官員們所喜歡用的官腔。他用這種單調的官腔向我解釋說，他們不僅需要能夠隨時改變身份的特工人員，而且也需要改善技術設備——按哈維的行話，就是要改善「運載工具」。他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小型天文衛星，哈維知道，五十年代，小型天文衛星曾在蘇聯邊境活動，跟蹤過蘇聯火箭的發射信號，以前他們只是用無線電接收機進行追蹤，後來改用了衛星。上司命令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保住衛星。

　　我對他說：「比爾，他們從不自由雇用人員，你可以試著找一些退休的人，但得先和軍情六處談談。」

　　哈維滿臉不快，認為我故意不肯幫忙。

　　我問他：「你沒有去找斯蒂芬森？許多老前輩說，大戰時他在紐約幹過這種工作。肯定雇用的是意大利人，那時還沒有其他辦法來區別德國海運間諜。據我所知，也許是意大利黑手黨人……」

　　安格爾頓飛快地在筆記本上記下我的話，然後毫無表情地抬頭看了我一眼。

　　我得意地繼續往下說：「還有法國人！你找過他們沒有？幹這種事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你看他們在阿爾及爾和其他地方不是幹得挺出色嗎？」

　　安格爾頓又在筆記本上寫了一陣。

　　哈維這時問道：「你們有沒有特殊的技術設備？」

　　我告訴他，神經毒氣計劃失敗以後，軍情六處又研製了一些新武器。有一次，我到波頓去參觀他們的煙盒表演。這個武器是爆炸研究與發展集團最新推出的。他們把一枚毒刺裝在煙盒上隨時可以發射。我們都穿上白大褂，個個神情嚴肅，由管理當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工作的科學家拉德爾博士陪同，到波頓草原後面的牲畜場去實施觀摩。一頭拴著繩索的羊被牽到場地中央。羊的一側被剃去了一片羊毛，露出粗糙的粉紅色皮膚。拉德爾的助手掏出煙盒，向羊走去。羊受了驚，拼命奔跑，但被繩索緊緊勒住。我還以為毒刺沒有射中羊呢！但過了一會，羊彎下了腿，不停地翻動著眼珠，而且口吐白沫。不久，羊就倒了下來，奄奄一息，幾分鐘以後就死了。穿白大褂的專家們圍著死羊，談論這項現代新毒劑的各種優點。此時此刻，兩種感情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我的心裡發生了衝突，一種是對動物的愛，一種是對情報工作的愛。我感到對動物的愛比後一種愛更加偉大，同時我還意識到暗殺不該是和平時期的政策。

　　我只能給哈維和安格爾頓這麼多幫助了。我覺得我已經對他們講得太多了。一看到安格爾頓做記錄，我就感到不安。他們的決心似乎很大，而且很有把握，認為這就是對付卡斯特羅的辦法，還對我不能給予更多的幫助表示失望。

　　走上大街以後，我們互相道別，我還告訴他們：「找亨利或者狄克遜談談，他們知道的情報也許比我更多。』第二天，我將乘飛機返回英國。

　　哈維突然問道：「你沒有對我們隱瞞什麼吧？」茄克裡的手槍又顯了出來。我看出他又在想「筏夫」了。

　　我招招手喊來一輛出租汽車。

　　「比爾，我早就對你說了，我們早已退出那場遊戲了。我們在聯盟中不過是些小夥伴而已，記得嗎？現在該你們承擔責任了。」

　　哈維是個聽了笑話笑不出來的人，安格爾頓也是一樣。

　　第十二章

　　一九六一年，倫敦大街上的人仍然在說，他們的生活「從來沒有這樣好」；而在華盛頓，一位剛剛上任的年輕總統卻正在為創造一個神話般的文明和傑出的卡默洛特城而四處奔忙。但在秘密工作的地下世界，十年動盪的預兆已經清晰可見。整個五十年代，英美的情報部門都投入了冷戰，他們目標明確而又專心致志。冷戰並不是一場非常微妙的戰爭，也不具有各種複雜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量的叛逃者從蘇聯情報機關的心臟裡逃出來，投奔了西方，他們每個人都有一些關於西方安全機構被滲透的故事。然而，他們的故事往往自相矛盾，令人難以相信。結果懷疑和猜測籠罩著情報系統，英美情報部門漸漸陷於癱瘓。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來到西方。當時我已從華盛頓返回英國幾個星期了。我正在辦公室裡，阿瑟突然走了進來。他一隻手夾著香煙，一隻手拿著一份《泰晤士報》。他把報紙齊縫疊好，然後遞給我看。

　　「聽起來很有點意思……」他用手指著一條關於蘇聯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對我說。克利莫夫少校帶著他的妻子和孩子來到美國駐赫爾辛基大使館，請求避難。

　　不久我們聽到傳說，原來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現在正在坦白。一九六二年三月，D 處的各辦公室裡洋溢著歡快的氣氛。阿瑟的煙抽得更多了，他那張孩子似的臉龐激動得泛出陣陣紅暈。他一個人在走廊裡來回踱著方步。我猜他一定得到了有關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問他：「是有關叛逃者的事吧？」

　　他招呼我到他的辦公室去，關上門，告訴我這件事的經過。他說，「克利莫夫」的真名是阿納托利·戈利金。他是一名克格勃高級官員，曾在第一總局工作過，負責對英國和美國進行間諜活動。後來他又在莫斯科情報部工作，然後又到赫爾辛基蘇聯使館工作。其實戈利金早在國外服務時就列入了中央情報局的監視名單，但改名以後卻沒有被認出，直到他投奔了美國駐赫爾辛基使館。

　　初步審問以後，中央情報局交給軍情五處一份「十集」清單。清單中的每一集都詳細記錄了戈利金對英國安全部門奸細的揭發，這份清單原先由阿瑟保管。D 處三科（研究科）的代理科長帕特裡克·斯圖爾特對這十集材料作了初步分析，並根據「對號入座」的原則起草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單。後來每一集材料又分發給D 處一科（調查科）的一些官員，讓他們進行調查。我呢，則根據調查的需要，隨時向他們提供各種技術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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