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36)_彼得·賴特

三六

　　第十章

　　「狙擊手透露，俄國人在英國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間諜：一個在英國情報部門，一個在海軍部。」

　　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哈裡·羅曼在布羅德威大街軍情六處總部四樓的會議室裡向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官員們報告的。「狙擊手」是個匿名情報員，他當年早些時候曾用德文給中央情報局寫過信，提供了許多有關波蘭和蘇聯情報活動的詳細情況。

　　羅曼說：「幾乎可以說他就在波蘭情報局工作。他的德文有些不規範，但他所提供的有關波蘭的情報卻是頭等重要的內部機密。」

　　「狙擊手」（軍情五處給他的代號為「拉維尼姬」）把這兩個間諜稱為「蘭布達一號」和「蘭布達二號」。有關「蘭布達二號」的情報我們知道得不多。他曾於一九五二年在華沙工作，當時波蘭情報局發現他在做黑市交易，於是便趁機威逼他當間諜。但有關「蘭布達一號」的情報卻大有意義。「狙擊手」曾在一封信中詳細講述了他的情況，從而使我們能夠一致認為他曾看過三份軍情六處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波蘭的「監視名單」，這份名單詳細地羅列了軍情六處駐華沙分站認為可能發展的對象。第二份文件是軍情六處「R6」文件中有關波蘭的部分；「R6」是軍情六處印發給各個分站的年報，內容是按國家和地區綜合報道軍情六處所收集到的原始情報。第三份文件是軍情六處「RB」文件的一部分。「RB」文件也是軍情六處發給駐外各分站的年報，用於詳細報道軍情六處最近的科技研究和行動。

　　軍情六處的駐華沙和柏林分站最有可能洩露這些重要的情報。我們把這兩個分站裡接觸過這三份文件的人列了一個名單，一共有十個人。我們審查了他們的檔案後，便—一排除了嫌疑。被審查的人中有一個叫喬治·布萊克的人，他是軍情六處的一名年青官員，頗受上司的器重，曾在柏林的隧道行動中發揮過至關重要的作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分析了他的檔案，一致認為布萊克不可能是間諜。在這種情況下，怎樣解釋這次洩密事件？最好的回答就是，軍情六處可能在兩年前布魯塞爾分站的保險櫃被竊時就已經洩密了。然而，不幸的是，現在沒有什麼記錄可以讓我們知道那個保險櫃在被竊之前究竟存放過哪些資料。調查證明，「狙擊手」最多只能看見了保險櫃裡的一份或者兩份文件，因為絕不可能三份文件同時存在一個保險櫃裡。一九六0 年春季，在軍情六處這十名曾經看過這三份文件的官員接受審查井被—一排除嫌疑以後，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通知美國人，那次保險櫃被盜為「狙擊手」所稱的「蘭布達一號」提供了情報。

　　一九六0 年三月，「狙擊手」忽然寄來了一份有關「蘭布達二號」的進一步的情報。這個「蘭布達二號」似乎姓休伊頓。據「狙擊手」推測，他是回到倫敦在海軍情報局工作時被蘇聯人發展為間諜的，進而從事非法活動。與「狙擊手」上述情況相符合的只有哈裡·霍頓一人。他曾在多塞特郡波特蘭城水下武器集團工作，一九五二年曾在華沙呆過，那是在他加入海軍情報局以前。當D 處到軍情五處檔案室查核霍頓的檔案時，他們便大吃了一驚，他們發現霍頓的名字已經列入了嫌疑犯的名單。幾年前，霍頓的妻子曾對波特蘭的安全官員說過，她的丈夫拋棄了她，與一位在基地的姑娘勾勾搭搭。她還說霍頓經常會見外國人，並經常到倫敦會見一個她不認識的外國人。另外，霍頓在花園的草棚裡還藏有許多金錢。

　　那位安全官員把這些情況告訴了海軍部安全局，並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霍頓被拋棄的妻子大概在誣告丈夫。海軍部把這份報告轉給軍情五處的C 處，後來這個案子一直由一位叫敦坎姆·韋格的青年官員負責。韋格到檔案室查看了霍頓的檔案，發現上述事件沒有立案。於是這位官員得出結論，同意最早那位安全局員的判斷並對霍頓的誣告進行了駁斥，然後他把這個案件向C 處的處長作了彙報。不久，處長給波特蘭作了一個正式的答覆：彙報調查結果。這個案件就這樣了結了。

　　霍利斯和當時C 處的處長瓊斯對有人指控霍頓是間諜一事非常尷尬。但他們還沒來得及進行辯護，案情就又有了新的進展。這次是由波蘭科即D 處二科負責調查的，在調查中，他們發現，霍頓每個月總要帶著他的女朋友埃塞爾·吉到倫敦去一次。監視隊對霍頓七月份倫敦之行進行了監視，他們發現霍頓在滑鐵盧路同一位男子會晤並交給他一隻旅行袋，然後又從這個男子手中接過一個信封。他們立即盯上了與霍頓會晤的那個男子，一直跟蹤到他上了自己的汽車。那是一輛白色史倍蒂克牌汽車。根據目測，監視隊判斷他可能是波蘭駐倫敦的一名情報官員。但在他們調查了這輛汽車的牌照以後，他們發現，這輛汽車的主人是一個加拿大人，叫戈登·阿諾德·朗斯代爾，職業是經營出租自動電唱機。監視隊又被派到波蘭使館附近，對那位波蘭官員進行了重新核對。他們回來以後果然說，剛才他們弄錯了。

　　朗斯代爾被嚴密地監視起來。朗斯代爾在沃爾杜爾街有個辦公室，並在攝政王公園附近的一幢白色大樓裡有一套房間。這兩處都安裝了竊聽設備，另外還在附近設置了目測觀察站。其實朗斯代爾不過是個花花公子，常常出國旅遊，並向許多如花似玉的姑娘們討好獻媚，而那些姑娘們所看重的則是他的金錢和儀錶。

　　下一次霍頓和吉到倫敦來的時間是八月初。霍頓又與朗斯代爾會晤，這次是在老維多利亞戲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裡。監視隊對他們進行了嚴密的監視，甚至溜近旁邊的桌子偷聽他們的談話。朗斯代爾對霍頓和吉說，他要去美國談生意，所以九月份就不同他們見面了，但他相信他在十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日一定會趕回來同他們會面的。如果來不了，他將委派一位他們認識的人代他同他們會面。

　　八月二十七日，他們又跟蹤了朗斯代爾。他們從白色大樓的六樓即朗斯代爾的公寓，一直跟蹤到大波特蘭街米德蘭銀行。他們發現朗斯代爾在銀行存放了一隻箱子和一個棕色紙包，不久，朗斯代爾便失蹤了。安全局局長獲得了米德蘭銀行董事長的同意以後，撬開了朗斯代爾存放的保險箱。九月五日，星期一傍晚，他們從銀行取出箱子和紙包，把它們帶回軍情五處在聖保羅的實驗室。溫特博恩和我把箱子裡的東西攤開放在桌上，並進行了仔細地檢查。經過一番努力，我們終於見到了「真傢伙」——職業間諜完整的工具包。朗斯代爾的工具包裡有兩台專門用於複製文件的微型照相機，一台是米諾克斯牌，另一台是普拉克蒂拉牌。米諾克斯牌照相機裡還有一卷照過的底片。我們把這卷底片沖印了並進行翻拍，然後又把它放回相機。這些照片看起來與間諜活動毫不相干，朗斯代爾在某個城市——後來我們經過大量的分析認為，這個城市就是布拉格——和一個滿面笑容的女人的合影。箱子裡還有一本如何學打字的書，我們一看就知道這必然與密寫有關。我用細小的光束對每頁紙的邊緣進行了檢查，發現上面佈滿了微小的凹痕；朗斯代爾就是用這些書頁作為他密寫的複寫紙來書寫那些看不見的密文。我們把這本書送給了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摩根博士，對促進他研製偵破密寫的新方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最使我們感興趣的東西是，一隻放在木碗裡的龍森牌打火機。我們用摩根的方法對打火機進行了X 光檢查，發現打火機底部是空的，裡面裝了許多小東西。我們用橡皮吸球和小鑷子把這些東西夾出來，原來是兩本微型的一次性密碼本。其中一本就是現在使用的，在折好的那頁紙上還有一張地圖參考資料清單，是以我們監視隊使用的倫敦地圖冊為基礎而編制的。

　　自從「筏夫」行動後，我就一直在研究怎樣收集蘇聯秘密無線電通訊的情報。因此，當我看到朗斯代爾的密碼本以後，我馬上就知道這是蘇聯密碼。這不是什麼波蘭情報員幹的，而是徹頭徹尾的克格勃行動。如果我們把他的密碼本抄下來，並跟蹤信號，我們就能利用朗斯代爾同莫斯科的無線電通訊來破譯莫斯科的密碼。但遺憾的是，朗斯代爾的箱子裡沒有信號計劃，這樣我們也就無法知道他收聽莫斯科廣播的時間和頻率了，因為每週莫斯科發來的電訊是不計其數的。此時「筏夫」卻使我們有了一個重要的突破。我們在白色大廈朗斯代爾隔壁的套間裡設立了基地，用「筏夫」進行監聽。也許這樣，我們可以找出朗斯代爾在他的接收機上收聽莫斯科廣播的時間和頻率。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