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35)_彼得·賴特

三五

　　我們在修改戰鬥秩序方法中引進了行動分析法。這個設想是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反間諜處處長特裡·格恩西首先提出的，即對蘇聯大使館的所有人員的已知行動進行調查，並建立關於他們行動的一個全面的概念。通過這個辦法，有可能獲得克格勃官員的身份特徵的重要情報。

　　但是，變化最激烈的是在行動科。邁克爾·麥考爾是這個科的領導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反間諜專家和調查員。馬丁和麥考爾把行動科作為實戰戰場。雖然我們的力量要比俄國人的力量小得多，可我們採取了進攻的態度，不斷改變策略，以破壞克格勃的活動為目標。克格勃習慣於事先對我們的行動作一個徹底的預測，我們的某些計劃也搞得很魯莽，譬如在倫敦大街上扒竊所有已知的克格勃官員的腰包，希望收集到一鱗半爪的情報。雖然這種方法是不成功的，可是它能使俄國人感到他是多年來第一次遭到了進攻。此外，還有一些更有意義的修改。蘇聯移民間諜網毫無疑問是被克格勃滲透得最為厲害的，後來被解散了。在雙重間諜案件上採取的方法更具有攻擊性：辦案人員陪著雙重間諜去和他們的克格勃上司會晤，並警告克格勃官員，如果再抓住他們招募英國人當間諜，就向外交部報告，並把他驅逐出境。麥考爾和他的人開始進行大膽的嘗試，企圖招募克格勃的人來當我們的間諜。雖然未獲得成功，可我們希望這樣策略上的變化可以把懷疑的種子撒向肯辛頓公園內的俄國大使館裡。

　　麥考爾在執行這些新策略上很有一套。有一次，一名在皇家兵工廠製造新型博福斯炮彈的技術人員告訴軍情五處，有個克格勃官員在接近他，讓他提供新炮彈的樣品。麥考爾安排工廠造了一枚假炮彈，裡面裝滿沙子，在外表上看像是真的裝了火藥一樣。當雙重間諜在南部倫敦公園把炮彈交給那俄國人時，麥考爾立即從灌木叢中跳了出來，對那俄國人說，他這樣公然攜帶英國的絕密武器惹下了很大的麻煩，肯定要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克格勃的官員們都怕被驅逐，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樣會使他們失去在國外工作的神氣地位，但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失敗。任何失敗都會自然地使他們自己的反情報官員產生懷疑。麥考爾還勾勒了一個圖景：一個結實的倫敦警察把這個不幸的俄國人帶到一處秘密的地牢裡去拷打折磨。那個克格勃人員聽了之後，失去控制地顫抖著。

　　「別搖那炮彈，看在上帝的分上，」麥考爾大聲吼道，「會把上面的導火栓引發的。」

　　那俄國人扔下炸彈，飛一般地跑出公園，仿佛在被潑婦追趕似的。第二天，他就乘飛機回國了。

　　實際上，外交部那種不大願意給予支持的態度是遠近聞名的。我們多次要求驅逐我們抓住的正在招募或指揮間諜的俄國人，可外交部負責英蘇關係的北方司多半都是否決我們的案子。我間或也參加北方司的這類會議，就某些俄國外交官已經幹了些什麼作技術上的彙報。會議總是遵循一個模式：軍情六處的代表總是反對搞驅逐，他們害怕莫斯科採取報復；外交部則害怕破壞即將舉行的重要的裁軍談判或者害怕影響一筆即將成交的貿易談判，所以他們總是要喋喋不休地權衡。有一次，我和考特尼·揚從那富麗堂皇的委員會辦公室出來時，他低聲地對我說：

　　「我可從沒見過這種冷血動物的溫床！」

　　既然外交部不支持，我們只得依靠那些不太正統的方式來警告俄國人高遠點兒。約在同一時期，我們收到了來自監視隊的無數報告，評述了俄國人是如何接近他們的。有一個監視員說，他在小酒店裡碰到一個克格勃官員走上來，遞給他一隻裝著一大筆錢的信封，然後跟他談起要讓他提供有關軍情五處工作情況的情報。

　　麥考爾決定採取一項直接的行動。他給蘇聯大使館的常駐克格勃頭子的辦公室打了電話，要求安排會見。當時他用了俄國人都知道的化名麥克利。他大大咧咧地擺出一副高級官員的架勢走進蘇聯大使館，警告俄國人不許再去接近英國的監視員，並嚴厲地威脅說要進行外交干預。實際上這種於預是不大可能被批准的。麥考爾對自己這次虎穴之行感到很有興趣，克格勃頭子對他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並和他一起在一株巨大的葉蘭下共飲午茶。俄國人對他的部下如此不謹慎地在外國領土上進行間諜活動表示懷疑，但還是同意了調查這事，看看是不是有人太積極了。

　　「也許英國安全當局弄錯了，近來這裡的交往事務太多，那麼多的國家，那麼多的大使館，那麼多的外交人員，有時很難肯定誰為誰工作……」

　　以後再也沒有發生過俄國人接近監視員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夏，正當D 處的情況發生改變時，蒂斯勒案件又復蘇了。這使我們的頭腦裡佈滿了疑雲，陷入一片混亂。這件案子的重新發端是因為那個年青的男護士突然又重新活動起來了。我們當年在克拉普漢姆追蹤「粗暴」信號就是因為他被俄國人招募過去的緣故。他的俄國上司這次給了他一隻提箱，要他存放在家裡。箱內裝著一部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無線電裝置，這使我們立即懷疑整個事情又是一次遊戲：想把我們從倫敦引誘出來。可我們沒有依據證明俄國人已知道我們已把那個護士轉變過來，因此我們決定進行跟蹤。D 處一科派了監視隊連續不斷地對那個護士在米德蘭的家進行監視，與此同時，倫敦的其他監視活動全部停止。我安排監視總部播發俄國人和捷克人離開肯辛頓公園內的使館的指令，使他們認為我們還在跟蹤他們。

　　監視隊離開倫敦三十六小時以後，監聽他們通訊的俄國接收機也停止了工作。托尼·塞爾把這個情況告訴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過去蒂斯勒事件以後所進行的幾次試驗都沒有得到什麼確切的結果。六個星期以後，我們回到了倫敦，深信那只箱子是一個騙局。我安排了特別「筏夫」行動來核查俄國人究竟在什麼時候重新使他們的接收機工作的。

　　第一個星期一的上午，我們沒有對任何俄國人進行跟蹤。下午兩點半我們開始跟蹤一個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時，俄國人的接收機就開始活動了，對著監視隊的頻率進行監聽。我把「筏夫」的印刷記錄給瓊斯和霍利斯看了。這些材料首次給人一種確切的感覺：軍情五處內部存在著為俄國人提供情報的人。霍利斯和瓊斯聽了以後大為震驚。俄國人最近對我們監視員進行接近的舉動，證實了霍利斯的看法：如果有人走漏風聲，那麼這個人肯定在監視隊內部。可在麥考爾拜訪蘇聯大使館以後，我們認為沒有俄國人再接近監視員了。為了查出走漏風聲的人，我們做了更多的「鋇餐」試驗，沒有發現什麼情況。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發情況的幾個官員當中產生了一種要把此案進行最後一次解決的想法，哪怕要進行更為廣泛的調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訴我，說他打算停止對監視隊的調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們對蒂斯勒的結論是正確的，」他告訴我說，「我想我們該結束這事了。」

　　他彬彬有禮，可語氣卻很堅決。我認為把令人憂慮的事公開出來的時刻到來了。

　　「我確實認為，先生，我們應擴大我們的調查範圍。洩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的上層。」

　　霍利斯聽到此話後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反應。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彼得，」他平穩地說，「這會對安全局的士氣產生可怕的影響。」

　　「那也不一定，先生。我想你會發現，大多數官員都希望做點什麼事。如果我們這裡被滲透，尤其是在高一級的層次裡，那麼大部分人做的工作豈不等於浪費時間。」

　　「這簡直不切實際。」他回答說，語氣也變硬了。

　　我指出，D 處一科有調查小組，它可以輕鬆地擔負這項工作。霍利斯最後抑制住了自己。

　　「我不準備對這個問題進行辯論，」他厲聲地說，「我不可能同意接受任何行動，這會導致在安全局建立享有特權的蓋世太保。」

　　他在檔案上寫下「此案到此為止」幾個字，並簽上了他的名。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們之間的會晤結束了，然而，這個癌腫仍留在那裡繼續生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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