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34)_彼得·賴特

三四

　　微粒技術是另一種在外國的間諜同他的上級進行秘密通訊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把照片縮小到肉眼看不出的尺寸，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微粒一般是藏在郵票下面，或在打印的信件的標點符號上面，或在信封的封口處。摩根用中子激活法來發現微粒照片。

　　間諜通訊的第三種方法是死信投遞，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間諜把一件包裹，例如一卷已沖好的膠捲，放在預先指定的地點，他的上級隨後去拿，兩個人從來不見面。克格勃常常給他們的間諜一些經過特殊處理的空容器，可以看出是否被人偷偷拆開過。摩根研製了一種軟X 線技術，使我們在檢查那些可疑的容器時，可以在不打開它們或弄壞裡面還沒沖洗的膠捲的情況下，瞭解到容器裡所裝的東西。

　　摩根的四個項目中的最後一項是研製了一系列的X 線方法，用來打開先進的組合保險櫃。事實證明，這些方法勝過了賈格爾的撬鎖技術。摩根的X 線裝置可以從外面讀出保險櫃的號碼組合，從而使軍情五處對英國的任何一個保險櫃都能打開。

　　儘管在技術和研究方面有了進展，可軍情五處在五十年代的反間諜記錄仍然是令人可悲的。狄克·懷特在一九五三年任局長之後，意識到這個方面存在著很大的缺陷。戰爭時期那些有能力搞雙重間諜案件的官員們大多數都離開了軍情五處，或退休，或像懷特那樣被提拔到高級領導的位置。接替他們位置的人多半是些平庸的原殖民地的警察，他們幾乎沒有反間諜的經驗。戰爭時期，英國以壓倒優勢對抗德國情報局，而現在要轉變去與更老練、人數更多的俄國情報機構進行一場新的戰爭。他們這幫人對這種轉變感到難於適應。懷特成立了一個新的反間諜處，即D 處。他要求我主要向他們提供科學和技術的意見，可進展卻很慢。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D 處的人對我接觸他們的機密表示反感，他們仍在他們技術無知中縱樂無度。我記得當我用歐姆定律解釋一些技術問題時，一位辦案人員說：

　　「得了得了，彼得，老朋友，我不需要知道歐姆定律，我只著眼於大處。」

　　「天哪，」我的肺都快氣炸了，「每個學生都知道歐姆定律的呀！」

　　D 處處長格雷厄姆·米切爾是個聰明人，但他軟弱。他的政策是小心照抄戰爭時期的雙重間諜技術，儘量招募雙重間諜。他在俄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區操縱一個規模宏大的間諜網。每當軍情五處得到通知或發現有俄國人去接近學生、商人或科學家時，他們就鼓勵被接近的人同俄國人往來，這樣便於我們監視案情的發展。米切爾深信，總歸會有一個雙重間諜被俄國人接受並派到非法工作網的心臟裡去的。

　　雙重間諜案件是一種很耗時間的迷藏。克格勃最喜歡使用的一個騙招就是給雙重間諜一包錢或一個空物（我們當時可以去檢查），讓他放到死信投遞地點。一旦發生這樣的事，D 處就會被疲勞戰拖得精力癱瘓，監視隊被派到死信投遞地點不分晝夜輪守，以為哪個秘密間諜會親自來拿，可實際上往往根本沒有人來拿。如果放的是錢，那麼原來把錢交給雙重間諜的那個克格勃官員會自己來拿走這些錢。我對雙重間諜案件政策產生了懷疑，可他們嚴肅地對我說，這些是克格勃的訓練程序，主要是為了考察間諜是否可靠，耐心便是成果。

　　實際上，俄國人的目的是利用雙重間諜案件來糊弄軍情五處，來識別我們的辦案人員，分散我們的精力，引開我們對他們的真正行動的注意力。

　　軍情五處的職業技巧標準是聳人聽聞的。克格勃通過對我們監視通訊系統的監聽，肯定已經知道我們掌握了大量的雙重間諜。可是，D 處的辦案人員也是很拙劣的，在會見他們的雙重間諜之前，除了最落後的反監視技術以外，幾乎沒有使用其他的手段。外交部有一個專門的司是為軍情五處提供「雞飼料」的（就是給雙重間諜的秘密材料，讓他們拿去給俄國人，以表明他們對俄國人是忠誠的）。「雞飼料」包括一些完全不可信的關於我們根本就沒有的武器的假秘密材料以及我們根本就不會實行的一些政策文件等。我對D 處的整個「雞飼料」方案產生了懷疑，指出只有真正的機密才能使俄國人信服，可他們認為這完全是不可能的。

　　D處的另一個主要活動範圍是移民區。D處的間諜管理小分隊掌握著大規模的間諜網，他們利用在倫敦的間諜去招募在這些間諜國家裡的其它間諜。這個方案對軍情五處來說特別具有吸引力。移民是容易被招募的，於是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在提供鐵幕方面的情報上可以直接展開競爭，軍情六處為此感到惱怒。其實，在五十年代初，這些移民圈早已被克格勃完全滲透，或者被它的東歐盟國的情報部門滲透。這些移民圈就像雙重間諜案件一樣，分散了我們的精力，暴露了我們的間諜主管人。

　　情報界在戰後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軍情五處卻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繼續照抄戰時雙重間諜的技術。它不僅缺少訓練有素的辦案人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不再具有戰爭時期那種超乎德國人的密碼破譯優勢。

　　在整個五十年代，軍情五處竭力回避英國當時所面臨的最明顯的反間諜問題——三十年代蘇聯對英國統治集團的滲透。四十年代末對艾倫·納恩·梅和克勞斯·富克斯所犯的核間諜罪的審判以及一九五一年發生的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事件，說明招募「斯大林的英國人」的程度是顯而易見的。任何一個有機會接觸到有關文件的人都清楚，三十年代在那些出身名門望族的英國知識分子當中，普遍存在著一種失望情緒。俄國情報機關利用了這種情緒，成功地招募了一些重要的間諜，至少他們當中有些人在戰後對蘇聯的事業仍然保持忠誠。

　　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叛逃給軍情五處留下了巨大的創痕。雖然菲爾比和布倫特也受到了懷疑，可他們對此矢口否認，於是兩個案子很快就擱淺了。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對這兩位外交官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關係網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這種方案在調查工作中實際存在著一定的難度，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大多數朋友現在都升到了相當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不僅在情報界有這些人，文職機構裡也有這些人。所有有關係的人都在盡全力壓制有關這兩個人叛逃的消息，如果調查行動一時走漏了風聲，那就會造成一種尷尬的政治局面。而且，大量的調查可能會導致更多的人逃往莫斯科，其後果不堪設想。沒有人願意去碰這個棘手的問題。一九五四年以後，這方面的工作實際上已完全停止，顯然軍情五處認為當時正在實行的新審查制度已足夠保障國家的安全了，其實這正如把狐狸鎖進了雞窩裡一樣。

　　有一個人挺身出來反對這種疏忽大意的政策，他就是阿瑟·馬丁，過去是陸軍信號官員，戰爭剛剛結束他就加入了軍情五處。他很快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很有才華而又富有直覺的辦案人員。他接連經手了富克斯和麥克萊恩兩起案件的調查工作。他有一個得力的助手叫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她是一位年青的女研究官員。馬丁在反間諜工作的探索中具有一個很大的優越性：他從來沒有進過公學。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生嚴重的洩密事件的消息傳出來以後，按慣例是在職員、清潔工和秘書當中尋找主犯，可馬丁卻在最初階段就認為主犯是一個高級外交官。他堅持要進行調查，但麥克萊恩的叛逃卻使他的調查告吹。

　　在叛逃事件發生後，馬丁促使軍情五處領導批准對三十年代共產主義滲透劍橋大學的整個複雜網展開緊急調查，但他要會晤菲爾比、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社會關係人員的要求，幾乎全都被拒絕了。他與這種可悲的政策鬥爭了兩年，最後去見了安全局局長狄克·懷特，說他打算辭職，到新成立的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去工作。

　　懷特對馬丁的能力評價很高，他說服馬丁不要去澳大利亞，勸他去馬來亞擔任軍情五處的安全聯絡官，直到D 處的氣候好一些時再說。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在馬來亞的一系列成功的反叛亂活動中，馬丁扮演了一個領導者的角色。在他離開D處之後，反間諜工作顯然受到了影響。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軍情五處失去了它最能幹的、或許是脾氣最變幻無常的官員。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任局長後，在D 處任命了一個新的處長叫馬丁·弗尼瓦爾·瓊斯。他受過律師訓練，在戰爭時期加入軍情五處。在表面上，他給人一種正統的、不多嘴的印象，看上去缺乏眼光和生機，很容易被人低估。他有天生的領導才能，具有井井有條的邏輯頭腦，很能接受新思想。最突出的一點是他有著堅定的決心——且不說是殘酷無情——這使他成為一個出色的反間諜處長。他意識到軍情五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蘇聯集團在英國展開的大規模的情報活動。譬如，D 處一科的任務是監視和對抗的三百名俄國情報官員，可一科只有十一人，其中四人是秘書。我們陷入迷惘之中，從來不知道我們是在追捕間諜還是間諜的影子。

　　瓊斯作出的決定之一是把馬丁從外面調回萊肯菲爾德大樓，讓他先在D 處二科負責捷克和波蘭事務。一九五九年又把他調到D 處一科，負責反蘇聯間諜。儘管他常常態度粗暴，可瓊斯仍然十分欣賞馬丁的才能以及想充分發揮才幹的倔強性格。馬丁進了一科之後，立即採取行動，很快恢復和加強了一科的積極的反間諜調查工作。由於他在戰爭時期從事過通訊信號工作，因而能下意識地抓住如「筏夫」之類的新技術的重要性。我還是第一次發現，一個很有資歷的人同情地傾聽我的意見，並按照我的設想進行一些改動。我們很快就成了親密的朋友。我們打算在A 處建立一個情報源索引，把可能對軍情五處有用的人和事都記下來。於是，我們在安全局內部散發表格，要求大家填寫。花了好幾月的時間，我們終於建立起了一套索引。辦案的官員如果需要一個護士，或一個管道工，或要求接觸某公司的檔案，或一個上鎖的車庫，都可以從索引中查到，用不著花費時間胡亂去找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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