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31)_彼得·賴特

三一

　　房子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我便把我在加拿大閱讀「冠石」檔案時所籌劃的那種試驗付諸實施。我們系統地捕捉了信號，看看蘇聯大使館內的接收機是不是在監聽莫斯科播給英國特工人員的信號。這些都是高頻信號（HF），而監視隊的無線電是特高頻（VHF ）信號。俄國人在他們的高頻接收機上用了大型無線電放大器，使「筏夫」行動更為困難。可是政府通訊總部研製出了一種更為複雜的設備，不到六個月，我們就成功地捕捉到了大使館裡的俄國人例行監聽從莫斯科發來的四種信號。

　　第一種信號的代號叫「粗暴」。我們是在一個星期二的晚上十點三十分收到它的，摩爾斯信號的聲音響亮而清晰。俄國人當時也在用同一種頻率進行收聽，我們的接收機跟蹤到了一個振盪器發出的嗚嗚聲。政府通訊總部分析了「粗暴」，認為它來自莫斯科地區，每週播發兩次。密碼分析專家們十分肯定這個摩爾斯電碼裡含有真正的通訊。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決定集中主力來跟蹤「粗暴」信號。

　　我去找了考特尼·揚，當時他在D 處一科（他是反俄國間諜工作的負責人），問他能不能幫助我們查找一個非法特工人員的情報，此人目前正在英國境內活動，並正在收聽從莫斯科發來的無線電通訊。揚對我去找他感到驚奇，他說D 處近來正在著手調查一個雙重間諜案。該案使他深信有個非法分子在倫敦地區活動。這個雙重間諜是個男護士，曾加入過英國共產黨。好幾年後，有人讓他為俄國人做一些秘密工作，他起初很不情願，但後來他的連絡人告訴他說，不是要他當間諜，而是讓他寄些信件和保管臨時的箱子。又過了一段時間，這個護士害怕了，便向警察報告了。這個案子按照慣例被特別處轉到了軍情五處。

　　揚讓這個護士當了雙重間諜，再返回去跟俄國人對抗。在短期內，這個護士仍然讓人深信不疑。他住在米德蘭地區，他的上司要求他用自己的名字在倫敦南部的克拉普漢姆租用一套公寓，並指示他在住宅附近的克拉普漢姆公地從事一些死信投遞活動。揚非常肯定地認為，他是一個由俄國人訓練出來的非法特務的外圍人員，專門在真正的非法分子進入指定的地區之前為其準備通訊器材和居住條件。但是後來，這個護士同對方的一切聯繫突然中斷了，他再也沒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要麼就是整個行動流產了，要麼就是真正的非法特務已通過某種方式在該地區潛伏下來了。

　　這種猜測不著邊際，可至少考特尼·揚要找的非法特務有可能就是收聽來自莫斯科的「粗暴」信號的這個人。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對克拉普漢姆地區進行了嚴密的搜查，看看有無進一步的線索。我們駕駛那輛能透過無電線波的「筏夫」車來到克拉普漢姆，在四周有牆的舊防空洞前院裡設立了基地。防空洞在克拉普漢姆公地南部的下面。我們接通防空洞的電源，架起一根天線，估計能在半英里的範圍內進行收聽。

　　我和托尼·塞爾坐在寒冷而又空氣不流通的『筏夫』車裡，觀察著，等待著，聆聽著。「粗暴」廣播應當在上午十點開始，我們把一台接收機調到「粗暴」的頻率，同時用另一台接收機搜索附近周圍的頻率，看看能否發現振盪器。第二個星期，卻真讓我們給撞上了。我們收到了一種奇怪的，像貓頭鷹一樣的叫聲，並收聽到從莫斯科發來的摩爾斯電碼。這顯然是有人在離我們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收聽「粗暴」廣播。塞爾和我面面相覷，他仿佛已嗅到了獵物的氣味，錄音機開始在壓低的聲音中轉動。我們換上電瓶電源，慢慢地開車沿著克拉普漢姆街駛向地鐵車站，混在其它交通工具中迂回。此時那些小酒店裡坐滿了人。沿途都有一些郊區住宅，門前的花園裡有剛剛開的水仙花。室內的居民們對經過他們屋前的跟蹤行動一點兒也沒有覺察到。

　　塞爾監視著振盪器的信號，用它發出的強大電波來確定它的位置。我們知道，「粗暴」在空中只播二十分鐘，我們還有十七分鐘。當我們到達地鐵站時，信號變弱了。我們又以加倍的速度奔回萬茲沃斯，信號再一次減弱並消失。我們駛向南邊的波爾漢姆，可這回甚至沒等我們離開公地之前，信號就完全沒有蹤影了。

　　只剩下六分鐘了。車內的人說不出一個字，我們只剩下一個方向了。「粗暴」肯定在北面的巴塔西後街那擁擠的、迷宮般的地方。我們開著這輛特製的車來到拉奇米爾路，我心裡滿是失望，我要猛衝過去，我真想用傳聲筒對眼前的情形高聲叫喊，請求給我們讓路。可我們所有能做的只是凝視著閃爍不停的調諧盤，希望聲音增強而不是減弱。可是，當我們穿過萬茲沃斯路時，信號已經逐漸減弱。此後不久，莫斯科就停止了廣播，「粗暴」信號再也聽不到了。塞爾重重地拍著車壁。我摘下耳機，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一陣憤恨。我們還得在克拉普漢姆呆幾個月才能如此接近目標？

　　我點燃了我這天的第十三根香煙，試圖從這二十分鐘的情況中思索出點什麼來。我們每個方向都去過了，可每次我們一挪動位置，振盪器的信號就減弱。這毫無疑問地證實了我們的確發現了另一台接收機，除了我們自己那台接收機以外。可這台接收機既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更不是在東面和西面。我慢慢地醒悟過來，意識到一個真相——「粗暴」就在我們的頭頂上，就在防空洞頂上幾碼之內的地方。我們開車回到基地，對這個地方進行了搜索，發現在我們背後的高牆後面是一片用作停車場的開闊的荒地。「粗暴」的收聽肯定是在一輛停在此地的汽車或類似於我們這樣的車裡進行的。

　　回到萊肯菲爾德大樓以後，我把振盪器的錄音印成一副聲納圖像。聲波起伏表明那是些小的電源波紋，其波紋形狀不是普通的電源頻率，而是類似於我們「筏夫」車的電瓶所產生的電源的頻率。這種巧合令我感到痛苦萬分，無法進行思考。

　　在以後的六個月當中，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把所有候補人員派到克拉普漢姆去進行搜索。我們在上百個不同的地方進行監聽。官員們對每一條街都進行了搜查，尋找有問題的天線，仔細盤問無線電設備商，可仍然是泥牛入海無消息。在我們四處進行搜索期間，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仍然從莫斯科傳來嘲笑我們的「粗暴」信號。

　　除了繼續用「筏夫」汽車以外，我們還通過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安排了「筏夫」飛機。我們從英國皇家空軍調來一架運輸機，機內裝有類似于我們車內的接收機，在固定的時間裡在倫敦上空飛行。我們認為，在高空可以尋找到接收機在倫敦的什麼地方進行工作的大概範圍，如發現了信號來源的具體地方，就用幾輛「筏夫」車進行包圍。

　　第一次，我們飛行在蘇聯大使館上空的飛機正在檢查設備的工作情況時，突然收到了他們的接收機的聲音。以後，我們又在芬斯伯裡公園一帶收聽到了一系列的無線電聲音。就像在克拉普漢姆一樣，我們趕到這一帶進行搜索。可是同「粗暴」一樣，這個一直沒有被發現的特工人員舒舒服服地隱匿在倫敦郊區的密林裡。

　　「筏夫」飛行完全是件痛苦的差事，我整夜整夜地呆在那深藍色的天空裡，聆聽著從莫斯科發來的信號。頭上戴著的耳機使我聽不見飛機螺旋槳的噪聲，而在我的下面，在倫敦無垠的燈海裡，有一名間諜此刻也在閣樓或室外的汽車裡聆聽這些信號。我知道我能聽到他，可我無從知道他在哪裡。他是誰？他是單獨行動，還是一個集團中的一員？最為重要的是，莫斯科究竟在信號裡告訴了他什麼？我在反間諜官員所棲居的特殊煉獄裡，常常被這種似知道又不知道的感覺所困惑。

　　「筏夫」行動雖然沒有立即奏效，可利用技術方法破譯密碼的「咽吞」行動卻很快被證明是獲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九五七年，政府通訊總部研究處副處長喬希·庫柏在切爾特南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咽吞」行動便是在這次會議上敲定的。庫柏明白，要想進一步在取得密碼破譯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須使軍情五處、六處以及通訊總部相互進行密切的配合。他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有關的幾個部門的人請到一起，來參加會議的有通訊總部H 處（密碼分析處）的亞歷山大和德納姆，通訊總部M處負責反小集團的科學科科長約翰·斯托勒，還有雷·弗勞利和我以及軍情六處的同行帕特·奧漢朗。

　　除了俄國人，埃及人仍然是通訊總部的第一個重要目標。他們在他們所有的駐外大使館裡使用哈格林密碼機，共分為四個組，每一組使用不同的密碼排列。只要我們能把某一組裡任何一台機器搞出名堂來，那麼組裡的其它幾台機器都會被破譯出來。或者我們能搞到其中任何一台機器的樣品，那麼那個組裡的其他幾台密碼機也會被破譯。軍情六處和通訊總部擬出了一張埃及駐世界各地使館的清單以及它們所屬哪一個密碼機組的詳細情況，委員會然後對哪一個使館最有可能使「咽吞」行動獲得成功進行了估計。我向軍情六處派來的工作隊詳談了如何安排這次行動的設想，不到一年，我們就把埃及所有的密碼組全部破譯了。

　　雖然「咽吞」技術能破譯各種哈格林密碼機，但這種機器只有在第三世界國家裡才有市場。庫周召開會議的目的是要尋找把「咽吞」原理應用到較先進的密碼機上的方法。由於通訊總部缺少計算機力量，無法破譯這些密碼機。我的觀點很簡單，我們需要把計劃變為現實，紙上談兵是不可能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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