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30)_彼得·賴特

三〇

　　我點點頭。

　　「當然，胡佛先生。」斯通插進來說。

　　胡佛突然又凝視著我，說道：

　　「要全面警惕，賴特先生，要全面警惕，我們局可是在日夜戒備啊！」

　　他猛然站了起來，這意味著會晤結束了。

　　在遭受了胡佛的折磨的第二天，我和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處長詹姆斯·安格爾頓共進午餐。我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訪問華盛頓時曾見過他。他思路敏捷，對贏得冷戰抱定決心，其理由不只是為了好鬥取樂。我喜歡他，他給了我足夠的暗示，鼓勵我考慮一起幹工作。

　　安格爾頓這顆明星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在華盛頓升起的，尤其是他從他在以色列的同行那裡搞到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之後。他是冷戰時美國戰略情報局招募來的人之一，在賴德街軍情六處的舊辦公地點裡受過反間諜技巧訓練。訓練他的是菲爾比。這位耶魯大學畢業的青年知識分子和他的這位喜歡抽煙鬥的英國教官一見如故。一九四九年，菲爾比被任命為華盛頓分站的站長後，兩個人之間的友誼進一步加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菲爾比發現了這位嶄露頭角的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處長沉溺于策劃陰謀。很快，安格爾頓在英國情報官員當中獲得了經常企圖利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之間的敵對情緒從中撈取外快的名聲。

　　我乘出租汽車去了喬治城。此刻我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政府官員住在這個地方。這裡有優雅的紅磚房子，樹木成蔭的街道以及密集的書店和餐館。我到達哈維餐館時，安格爾頓早已坐在那裡的一張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著一套灰色西服，一隻手裡捧著一大杯傑克·丹尼爾牌啤酒，另一隻手拿著一根香煙。

　　「胡佛怎麼樣？」當我坐下來以後，他用嘶啞的聲音問我，仿佛把一撮砂礫撒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靈通，吉姆。」我回答說。

　　他那蒼白的臉上勉強露出一絲笑容，與那套喪葬服一樣的西服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我知道他是在探聽消息，中央情報局對蒂斯勒以及他的揭發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們和聯邦調查局有著默契，我們向他們通報「筏夫」行動，但他們必須烙守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聯邦調查局交交朋友，倫敦時下很興這套。」

　　「浪費時間，」他說，「我記得你們早就在設法接近他。可他總是對我們講，他忍受不了英國佬。」

　　我感到有些憤怒，雖然我知道這正中他的下懷。

　　「嗯，我也不能說中央情報局就更友好一些。」

　　「過去的十年裡，你們在華盛頓把許多信譽都喪盡了。」他說著，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酒。

　　「像胡佛這樣的人，」他繼續說，「看到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看到軍情五處的現狀，總要問：『這有什麼意思？』」

　　他叫來侍者，我們點了菜。

　　「你完全離題了，吉姆，」我說，「事情是在不斷變化的。十年前他們是完全不可能任命我當科學家的，可現在我在那裡了，並且還不斷有新的人湧進。」

　　「我進過英國的公學，」他譏諷道，「你們那幫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沒有什麼好處。那些事都過去了，世界更小了，我們應該重新合作。」

　　我為自己突然如此動感情而感到驚奇。安格爾頓始終端坐在那裡，一刻不停地吞雲吐霧。

　　「你從胡佛那裡得不到任何幫助，」他咕嚕說，「他也不情願為你們提供幫助。」

　　這頓午餐用了很長的時間。安格爾頓什麼也沒有透露，卻在飲酒的過程當中向我提了許多問題。菲爾比怎麼樣了？我坦率地告訴他，我認為他是個間諜。還有，儘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蘇伊士運河危機仍然是個觸動神經的事，安格爾頓想知道每個細節。他甚至問我，是否可以從軍情五處搞到阿曼德·哈默的檔案。此人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長，由於同蘇聯有廣泛的商業往來關係，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情報界的注意。可是我認為這樣做有些粗率。

　　「我們是朋友，吉姆，可還沒有到那麼親密的程度。」

　　五點鐘左右，我送安格爾頓上了他的汽車。那是一輛非常漂亮的「奔馳」車。不久我才知道，別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們家的全國現金出納機公司的股東之一，因而喜歡揮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湊巧，把鑰匙鎖在了車裡，他感到很惱火。我從口袋裡摸出賈格爾做的撬鎖鐵絲，不到半分鐘就把車門打開了。

　　「不錯，彼得，不錯！」他滿臉堆笑地說。他知道我此時正在自我陶醉哩。

　　「順便說一句，」我說，「我可是正兒八經的，如果你在華盛頓不幫助我，我就要請願意幫助我的人來幹了。」

　　「讓我想想，看能做些什麼。」他喃喃地說，然後鑽到汽車方向盤後面，目不斜視地開著車走了。

　　實際上，雖然華盛頓方面持懷疑主義態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國的情報部門在技術方面有了重要的變化。軍情五處把主要精力用來發展新技術，即「筏夫」和「咽吞」技術。

　　第一步，我們把蘇聯大使館繼續置於「筏夫」的監視之下。霍利斯說服了態度勉強的財政部，讓其在軍情五處的秘密撥款之外，再為軍情五處買一幢房子。這幢房子擠在蘇聯的幾幢外交樓之間。我們在閣樓上安裝了「筏夫」接收機，並在這幢新房子和鄰街的目測監視樓之間挖一條隧道，把探測到的大使館內的信號通過埋在隧道裡的電纜發送回去。我們讓西裡爾·米爾斯作為房客住在這幢樓裡。他在戰爭時期是軍情五處的官員，現在是著名的馬戲團的老闆。此後的許多年裡，米爾斯就在這幢樓裡經營他的馬戲業務。如果要往這幢樓裡運送人員或設備，或清除隧道裡的垃圾，就用「米爾斯馬戲團」那輛花哨的車子去幹，這樣掩護得十分巧妙，俄國人從來沒有往這一點上去懷疑。

　　我們仔細地用了幾台直接接收機來搞『筏夫」行動，每一台都使用一種兆周頻率，目的在於使我方沒有振盪器，這樣做是防止萬一俄國人也研製出一種「筏夫」技術。米爾斯的房屋之謎在整個六十年代都沒有暴露，直到有一天晚上報警器發覺有兩個俄國外交官爬上了房頂。他們打破了一扇天窗，可還沒有來得及從屋頂爬進來，就被管家嚇跑了。米爾斯向蘇聯大使館提出了正式的抗議。可我們在猜想，俄國人可能通過某種方式已經知道我們存在于這幢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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