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28)_彼得·賴特

二八

　　一九五八年底，我針對調查蒂斯勒揭發的全部情況寫了一篇長長的報告，並把它交給了霍利斯。我把蒂斯勒從他那碎嘴的朋友普裡比爾上校那裡聽來的一切情況，—一做了研究，並就俄國人如何得到這些情況，向霍利斯談了我的想法。

　　我在報告中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來談「筏夫」技術。毫無疑問，我們是通過它來知道俄國人對我們的監視通訊進行了監聽，這成了他們獲取軍情五處情報的一個重要來源，而且這種情況已持續了多年。俄國人的這種舉動清楚地解釋了所謂普裡比爾「駕駛考測」的故事，同時又肯定了俄國人是怎樣知道「覆蓋點」行動的原因。儘管我們的通訊分析專家們懷疑，俄國人是不是單單依靠監聽我們的通訊就能如此迅速地分析出我們是在泰晤士河大橋上開始跟蹤他們的。可是，普裡比爾未去與林尼接頭，俄國發現我們監視隊的新頻率之迅速以及盧拉柯夫一莫羅事件等都可以對問題作出不同的解釋。我們權衡了各種可能，結論是，俄國人除了通過監聽我們監視隊的通訊來獲取情報以外，並沒有兩條腿的人這種情報源，可事實上這種可能性並沒有排除。

　　在我把報告呈上去一兩天以後，霍利斯通知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進到他的屋子裡去的時候，他弓著背正在看一份檔案，並用一支自來水鋼筆在上面寫畫。他並沒有抬起頭來看我，繼續寫他的東西。我站在那裡仿佛是一個誤入歧途的學童似的。這間辦公室在狄克·懷特搬走以後並沒有多大的變化，只是牆上又多了一副前任局長的肖像。霍利斯的寫字臺上放著一張他兒子的照片，旁邊有三部電話，分別接通內閣辦公室、國防部和軍情六處。除此之外，再也沒有表現個性的任何痕跡。

　　「謝謝你的報告，彼得。」霍利斯說。他仍然沒有抬頭看我。他同當年早些時候把蒂斯勒檔案交給我看的時候相比，完全判若兩人。危機已明顯地過去了，他又重新眼睛向上了。他還在繼續寫。

　　「我給胡佛寫了一封信，扼要地對蒂斯勒材料中關於軍情五處有間諜的說法進行一次解釋，」他接著說，「如果你能走一趟，向他們的技術人員報告一下這起案子的背景情況，如『筏夫』一類的事，我想這一定很不錯。好好地利用這次旅行，好嗎？到處走走，交交朋友。」

　　他抬起頭來，突然笑了。

　　「我很高興這次我們搶在他們前面了，幹得棒。」

　　他回頭又去忙那檔案了，這意味著我們之間的簡單會晤已經結束。我轉身離開屋子。

　　「哦，彼得，」當我走到門口時，他又說，「你就只講技術上的發現，好嗎？我想我們不應該給胡佛留下一個印象，認為還有什麼事情……沒有解決。」

　　「當然不能，先生，我完全明白。」

　　實際上在那時我並不明白，可我們已經首發命中了。

　　第八章

　　美國國會大廈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粉紅色的花朵，蔚藍色的天空，白色的大理石，大廈的圓頂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閃光。我一直很喜歡訪問華盛頓，尤其是在春天，倫敦太單調乏味了。軍情五處重視出身門第，手裡的錢也摸得緊，我和許多比較年輕的、在戰後加入秘密情報工作的人一樣，感到美國才是偉大的希望，是西方情報工作的中堅。我舉雙臂歡迎美國來佔據優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美兩國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在五十年代後期處於戰後的最低潮。蘇伊士運河危機後，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合作差不多全部瓦解了。雙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不僅僅是在中東問題上，而且在遠東和非洲問題上也是如此。軍情六處的許多老資格的人發現，在戰爭時期，他們在英美情報關係中占著控制地位，可現在卻退居到一個低下的位置上，這個事實委實令人難以接受。

　　由於不同的原因，軍情五處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也有不快。美國中央情報局是一個新機構，在世界舞臺上顯示著它的實力。它的目標是收集情報，在沒有得到軍情五處的通知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不得在倫敦採取行動。霍利斯和懷特都認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實際上破壞了這個默契。

　　在所有的困難背後，還存在著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事件以及公開為菲爾比洗刷罪名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人們再也不會用從前的眼光來看軍情六處，特別是有許多高級官員與菲爾比有著親密的關係，而軍情五處對這三個人中的任何一個在事先都沒有覺察出來，這在美國人的眼裡完全是一種犯罪的無能表現。過去那種親密的戰時英美情報關係遭到了一股濁浪的衝擊，政府通訊總部相對來說受到的衝擊要少一些。根據一九四八年英國和美國的協議條款，通訊總部與美國同行國家安全局曾訂有一個正式的合作章程。

　　霍利斯當了局長以後，果斷地設法與美國聯邦調查局改善關係。胡佛的反英情緒是有了名的，這可以追溯到戰爭時期。那時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在紐約成立，由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領導，這個人就是所謂的「無畏之人」。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在美國從事反德國的活動，可胡佛卻竭力反對任何組織有權在美國國土上收集情報這種設想，對外國控制的機構更是不加理睬。多年來，他始終拒絕與斯蒂芬森手下的人接觸。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見，有一段時間甚至不准軍情六處的官員到聯邦調查局去，不許軍情五處接觸聯邦調查局的情報來源的報告。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著改善關係的意圖拜訪了胡佛，並說服他把軍情五處列入情報分佈範圍的名單裡。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處得很好，但兩人對侵犯各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質上比較軟弱，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能充當一個唯唯諾諾的角色。胡佛與其他許多靠個人奮鬥發跡的美國人一樣，有著強烈的勢利氣。當霍利斯這樣一個英國上層階級的間諜大師竟端著禮帽向他乞討時，他那盛氣淩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點震動。

　　我成了一個重要的和平使者。霍利斯聲稱，任命我為軍情五處的首席科學家，是他致力於實現情報工作現代化以及加緊反蘇聯間諜鬥爭的一個佐證。在霍利斯訪問美國後，胡佛邀請我到聯邦調查局的總部去參觀，看看他們的技術裝備的規模。我對這次訪問很感興趣。我從加入軍情五處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如果要取得長期的成就，其關鍵在於與美國恢復關係，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接近他們的技術資源。可是我的這種觀點並沒有什麼市場。帝國的幻想頑固地佔據著萊肯菲爾德大樓，譬如，卡明雖然是軍情五處技術處處長，卻從來沒有對美國進行過一次訪問，他也不明白要這樣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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