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27)_彼得·賴特

二七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一天，我的助手托尼·塞爾和我第一次開著這輛流動車出去。我們得到允許把它開到肯辛頓公園俄國大使館的前面，裝著到它附近的一所房子去送東西的樣子。我們坐在車裡，手指交叉著，頭戴著耳機，等候著放大器裡發出的哪怕是極輕微的聲音。我們來回兜了兩次，都沒有任何動靜，只有靜電干擾聲。我們又開到貝斯沃特路俄國領事館前面，打算從那裡穿過。快到五號樓時，突然聽到了微弱的信號聲。我轉動著接收機的旋鈕，聽到一陣尖叫，我想肯定是碰到了對方振盪器的頻率了。我們駛過前門時，把車速放慢了，信號聲音立即增大，當我們駛過領事館向大理石拱門開去時，信號聲逐漸減弱並消失。大使館裡肯定也有接收機在工作，但是不是對準監視隊的頻率的呢？

　　在這以後的幾天時間裡，我們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都在不同的時間裡多次驅車出去，以便摸清大使館在什麼時候使用接收機，並查明與我們的監視通訊有沒有關係。有一次，當我們經過領事館前面時，一輛監視車碰巧從另一個方向開來，車上的監視員正用監視隊的頻率往監視總部發回信號。我們車內正對著領事館接收機振盪器的那台接收機突然高亢地鳴叫起來。

　　「你想這是出了什麼鬼？」我問塞爾。

　　他臉上充滿了疑惑，抬起頭來看著我。頃刻，我們兩人都醒悟了過來。剛才過去的監視車正好為我們提供了我們所需要的證據。監視車用監視頻率在離俄國領事館如此近的地方進行通訊聯絡，這使得大使館內的接收機振盪器的輸入線路超負荷。振盪器的頻率在超負荷的情況下會發生畸變，我們聽到的鳴叫就是發生這種畸變時產生的聲音。換言之，這證實了大使館裡的接收機是對準監視隊的頻率的。

　　這個新發現的代號叫「筏夫」，其含意是重要而豐富的。我們不僅毫無疑問地證實了俄國人在監視我們監視隊的頻率，同時還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檢查大使館裡任何正在進行收聽的接收機的頻率。我們需要做的是向大使館發射電波，並監聽使館內接收機振盪器超負荷時產生畸變時的聲音。我從閱讀「冠石」檔案時就開始醞釀著這個設想，現在終於有了機會將其付諸實施。利用「筏夫」技術，我們可以查出由莫斯科傳送給外地的非法特工人員的廣播哪些正在被大使館監聽。從潛在的意義上來說，「筏夫」技術使我們在蘇聯非法通訊這個至今仍是秘密的世界裡獲得了一個徹底的突破。

　　但是，「筏夫」儘管證實了我們的監視通訊系統已成了俄國的一個重要的情報來源，但導彈間諜林尼的問題仍然存在。顯然，只有在不讓我們的監視隊通訊系統暴露整個行動的情況下，才能對林尼案件進行調查。要讓無線電沉默是不現實的。我決定採取一種最好的方法，即改變被指定參加行動的車輛的頻率。我同國防部取得了聯繫，要求借用他們的一個軍事頻率，與監視隊現行的頻率相差七十兆周之多。這樣，監視林尼的那輛車的通訊便會混入附近眾多波段的軍事通訊之中。我們首先必須在監視隊的無線電裝置中安上新的晶體，以便監視隊能用新的頻率工作。每台用於通訊的無線電裝置都包含一塊控制發射或接收頻率的晶體。我不願冒著讓軍情五處來搞這項工作的風險，只得私下地拜訪了老同事肯普——馬爾科尼公司研究部的主任，問他能否在大巴達城的實驗室裡為我製造這種新的晶體。我給了他一塊晶體的樣品，以便他能不走樣地進行生產。我強調說，只能讓他和他最親近的助手知道新頻率，並決定在晶體上標明一種與實際使用頻率完全不同的假頻率來作為一種額外的安全措施。只用了三周，肯普就生產出了足夠的晶體，可供十幾台發射機和接收機使用。我們讓軍情五處負責監視隊無線電通訊的工程師把這些新晶體裝上，這樣可以不引起懷疑。

　　這個行動的代號是「情鳥」，其細節在軍情五處內部也是嚴格地恪守秘密的，只有溫特博恩和我知道正確的頻率。新的無線電裝置不得在俄國大使館能觸及的範圍內使用。領事館裡的接收機仍然用「筏夫」監聽，這樣就可以記錄下來我們對林尼採取行動時俄國人的反應。D 處已經對林尼和他上司普裡比爾的行蹤進行了大量的分析。通過對這兩個人的行蹤的比較，我們發現他們經常碰頭的地方是在布賴頓附近的南丘陵。我們安排了特別處進行行動，在他們下次接頭傳遞秘密材料時逮捕他倆。

　　林尼去接頭時，攜有新頻率無線電的監視人員一直把他跟蹤到接頭地點。他在那裡等了兩個小時，然後就回家了。可普裡比爾卻在同樣的時間裡呆在倫敦。以後，我們對林尼進行了傳訊，想不到他竟把一切都坦白了，被判了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從表面上來看，這件案子以成功而告終。可有一個細節卻使溫特博恩、我以及D 處那些主辦這起案件的官員們感到困惑，普裡比爾為什麼會失約不去跟林尼碰頭？可以有許多原因來解釋他為何沒有露面。他在過去可不曾失約過。如果他事先已經知道要逮捕他的計劃，其來源本可能來自監視隊的通訊系統，而只能是有人向他通風報信。

　　在解決俄國人從監視通訊系統獲得情報這個問題的同時，我決定採取另一次試驗來解決是否存在兩條腿的人作為情報源的問題。我作了安排，同時更換了所有的監視通訊的無線電中的晶體，並用「筏夫」監聽俄國接收機，瞭解他們究竟在幹什麼。如果不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記錄細節，要進行如此大規模的調整，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肯定，沒有哪一個監視員能事先知道這個計劃。

　　星期一的早晨，我們用「筏夫」對俄國人的接收機進行監聽，並用以往的頻率來跟蹤俄國外交官。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們關閉了所有監視機器來安裝晶體。我們告訴監視員們頻率提高了兩兆周，其實是降低了兩兆周。星期四我們又開了機器，用新的頻率來跟蹤外交官。我們仔細地注視著「筏夫」的反應。我們告訴了監視員新頻率的波段位置，讓他們看看有沒有俄國人在搜索我們新頻率的任何跡象。俄國人確實是檢查了他們的設備，仿佛是由於機器出了毛病。直到週末，他們仍停留在原來的舊頻率上。

　　星期一早晨我們開機時，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一台俄國接收機已經在用新頻率監聽了，但不是在領事館，而是在肯辛頓公園裡的大使館裡。我們又步入了迷宮。要麼這台接收機是從上個星期就在搜索監視隊的新頻率，只是我們的注意力放在了領事館而沒有察覺；要麼就是有人在上個週末把新頻率的事捅給了俄國人。可是我們認為前者不大可能。

　　我和負責反蘇聯間諜的考特尼·揚把整個調查過程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我們決定再進行一次試驗。如果有人走漏風聲，我們大家都會猜到這個人一定藏在監視隊或其配套機構裡。我們決定耍一個花招，行話稱之為「喂鋇餐」，也就是故意洩漏一點很重要的情報，如果確有兩條腿的情報源存在，他肯定會把這個情報傳遞給俄國人的。

　　考特尼·揚此時正在負責一件雙重間諜案。這個間諜的代號叫莫羅，與俄國海軍武官盧拉柯夫海軍少校有聯繫。我們決定採用一項直截了當的方案，我們把莫羅案件告訴了監視人員，仿佛他是一個真間諜似的。我們對他們說，特別處已經接到指示，將在第二天當莫羅在漢普斯特與盧拉柯夫碰頭傳遞秘密文件時逮捕他。監視隊要對莫羅和盧拉柯夫進行全面的監視。我們猜想，如果監視隊內部有叛徒，他就會通知俄國人，俄國人要麼不讓盧拉柯夫去接頭，要麼通過某種方法去警告莫羅。

　　事實上，盧拉柯夫按時去接了頭。他在漢普斯特德希斯附近的一條僻靜的街上進了莫羅的汽車，並迅速和莫羅交換了包裹。兩個人當場被捕。盧拉柯夫向我們亮出他的外交人員證件，然後被釋放了，此後不久他便離開了英國。我們對莫羅的指控也就悄然撤銷了。

　　乍看起來，盧拉柯夫一莫羅事件似乎證明了沒有人滲透到我們內部來。可是，就像過去的每一次試驗一樣，這裡面有令人憂慮的不一致性。

　　從過去的監視材料中看出，盧拉柯夫在與對方接頭時所作的準備工作上是極有耐心的。過去他去赴約時，總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在倫敦街上兜圈子，乘了出租車，又換乘公共汽車，進出地鐵和商店，最後才去碰頭。可這一次，他只是直接離開辦公室，招手叫了一輛出租車直接去了約定的地點，甚至在汽車內的燈亮著的情況下交換包裹。任何對俄國情報部門熟悉的人都知道，這些舉動完全是令人費解地偏離他們正常的職業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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