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20)_彼得·賴特

二〇

　　五十年代，人們對軍情五處的要求之多，簡直難以滿足。軍情五處的人力和物力顯得特別緊張。為此，有個別的官員實在無法承受那樣的工作壓力，尤其是A 處二科的人，因為要參加各種各樣的行動，更是受不了。一次行動完結了，又來了一次行動，簡直沒完沒了。我辦公桌上堆著的計劃、地圖、簡報和技術報告等，令我感到手忙腳亂。任何時候都很難弄清楚哪些行動結束了，哪些行動還處在籌劃醞釀的深谷裡。即便是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收集情報也是一件令人傷透腦筋的事。但是每一個職業情報官員，在腦海裡總會留有一席空白給那些值得他回憶的往事片斷。這些片斷由於某種原因而向他們擺出了一個個未能解開的謎。「唱詩班」行動、「蚯蚓」行動、「老鼠」行動等，都聚集在這一席空白地裡，被眼前行動的生動局面所掩蓋。可是它們並沒有被遺忘，直到若干年以後，它們又浮現出來，並產生著新的意義。

　　情報這個行當，是非常孤獨冷寂的。當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誠與友誼。可是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刻，你總是孤立無援的。你得獨自恪守機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節奏總是處在極度的緊張狀態中，總是離不了同事們的幫助。但是你總在不斷地向前邁進，或奔赴新的工作崗位，或從事新的活動。每走一步，就從中獲得新的機密，而與過去的舊機密一刀兩斷，與別人接觸尤其是與外界聯繫的機會很少，因為你所從事的大多數事情是不允許讓外界人士知道的。由於這個原因，情報部門所用的人很多。這是情報這種職業的本質的一部分，幹這一行當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在我事業的初期，我曾遇到過一個人，他在英國情報部門的遭遇，驟然把這種職業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性這一虛偽的面紗揭去。事情還得追溯到我為布倫德裡特的委員會研製共振裝置上來。當時我花了大量的訪問進行研究，讓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如煙灰缸、裝飾物等發出反抗經過一定的加工，這些物體在接受到某種頻率的無線電微波輻射時，是可以有反射的。如果能研製出一種完美的系統，將會產生較好的效果。這些物體本身不裝發報機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發現。一九五六年，我們已經研製成功一些產品的樣品，決定在俄國駐倫敦的大使館進行試驗。

　　當時軍情五處有個情報員叫亨利·柯比，是個憲兵，他常常和俄國外交人員交往。這個計劃很簡單，由五處設計一個加過工的並可以反射聲音的裝飾禮品，讓柯比把它作為一件禮品送給俄國大使。我們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國大使可能接收什麼樣的禮品，並把它放在書案或辦公室裡顯眼的地方。馬爾科姆·卡明建議我去找軍情五處的一位反間諜專家克洛普·烏斯季諾夫，他是演員彼得嗚斯季諾夫的父親。

　　烏斯季諾夫是德國後裔，可他卻和俄國外交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是俄國大使館的常客。他曾在俄國、德國和英國陸軍中擔任過職務，這是他與眾不同之處。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時間裡捲入了情報活動的圈子裡，他會講好幾種語言。由於他具有這麼一個俄德背景，因此，他便成了一個非常有用的提供情報的源頭。希特勒上臺後，烏斯季諾夫便開始艱辛地工作，與納粹作鬥爭。他向羅伯特·範西塔特請求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範西塔特是英國外交部著名的外交官員，他主張反對納粹。烏斯季諾夫聲稱他與當時的德國駐倫敦大使館的一等秘書沃爾夫岡·朱·普利茨男爵有往來關係。烏斯季諾夫說普利茨是致力於反納粹的秘密活動的人。軍情五處把烏斯季諾夫招進來了，並開始從普利茨那裡獲得了有關德國重新整頓軍備的真實情況的最高情報。這些情報真是些珍寶，或許這是英國在戰前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活情報。烏斯季諾夫和普利茨拉上關係後，兩個人成了範西塔特以及丘吉爾晚餐桌上的座上客，把他們知道的情報告訴給這兩個著名的人物聽。丘吉爾當時還沒有上臺，普利茨簡直就成了這位文質彬彬的英國外交官員的乾兒子了。戰爭爆發後，烏斯季諾夫仍然繼續與普利茨往來，儘管普利茨那時已去荷蘭擔任空軍武官了。以後到了一九四0 年，普利茨知道蓋世太保要抓他，才決定叛逃。烏斯季諾夫為此冒著個人的危險去了荷蘭，把普利茨救了出來，並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坐上出租車來到肯辛頓烏斯季諾夫的公寓裡，期待著見到這位已從秘密世界的生活圈子裡光榮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實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間破舊的公寓裡，周圍堆著許多皮封面的古書。他現在只能靠變賣這些藏書來維持他們的生活了。

　　烏斯季諾夫為我的到來感到興奮不已。儘管他的生活很艱辛，但是在這場偉大的情報角逐中他仍然扮演著一個竭盡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兩隻酒杯，並著手研究我從辦公室帶來的計劃。他是一個身體肥胖笨重的老人，說話時帶著濃厚的喉音和多種語言的土腔。他有一雙目光尖銳的眼睛，肯辛頓公園附近的俄國外交官的真實想法全都逃不過他這雙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頓挫有致的語調說，「如果禮品的價值很高，那麼他們會賣掉這種禮品，如果這樣，那危險性就大了。他們都是些布爾什維克，喜歡正統的東西，如果送一幀銀質列寧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宮的模型，也許對他們來說更為神聖。」

　　我解釋說，列寧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適。因為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的頭顱太圓，這種光滑的表面對聲波反射的性能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宮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這種象徵著俄羅斯母親的複雜建築模型裡，很容易隱藏相應類型的凹狀刻紋。克洛普·烏斯季諾夫把整個行動計劃視為一出趣味濃厚的戲劇的一個片斷。他自告奮勇要去拜訪俄國大使，這樣便能直接地瞭解到他究竟喜歡什麼。

　　我們講起過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勁就上來了。儘管他的年紀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記憶。當他提起他和普利茨為國家作出的貢獻時，淚水流滿了他的臉頰，他終於再也忍不住了。

　　他說：「彼得，我為他們做了這些事情，但他們卻把我丟在這裡。我們老兩口……身無分文。」

　　「可是，你的養老金呢？」我問。

　　「養老金？我沒有養老金。」他滿腹酸楚地說，「當你為他們幹活兒時，從來就不曾想到以後的事，不考慮晚年，僅僅是因為愛好才去幹的。可當你瀕臨死亡的時候，他們就把你拋棄了。」

　　我默默無語地坐在那裡，他的話令我難以置信。這麼一個人竟然會如此淪落風塵，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討的地步。我真想問他是什麼原因使丘吉爾和範西塔特把他忘記了，可我又感到這只會使他更加心碎。烏斯季諾夫舉杯飲酒，聊以平息心緒。

　　「不過幹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後說。他用顫抖的手往杯子裡倒了些酒。在一陣沉默之後，他又說話了。

　　「這是我的孩子，他是個演員。」他指著擺在壁爐臺上的那張青年彼得的照片說，「你有孩子嗎？彼得。」我告訴他我有三個孩子，兩女一男。

　　「叫他不要幹這一行。」他悄悄地對我說，「我也不會讓我的兒子捲進我們這場遊戲裡。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貴人，而貴人則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陣辛酸，可頃刻又逝去了。他問了一些軍情五處的情況，問到了蓋伊·利德爾、狄克·懷特、馬爾科姆·卡明，這些人在戰爭期間都和他有著密切的關係。夕陽西下時，房間裡的光線黯淡了，我起身告辭。我們握手道別，他又自個兒沉浸到伏特加酒和舊書堆裡去了。

　　我因為喝過了頭，晚上沒有幹什麼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烏斯季諾夫的問題，他臉上露出尷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們在幾年前就給他發養老金了。」他的聲音提得異常的高，「天哪，可憐的克洛普！我馬上去找狄克。」

　　再繼續追問下去也是徒勞。究竟是誰忘了克洛普·烏斯季諾夫，是追問不出來的。官僚們總是在被追究失職時，互相推倭，這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烏斯季諾夫還是拿到了他的養老金，可自從那次會面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沒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遺嫣至少還是得到了一點好處。不久，送一座銀質的克里姆林宮模型給俄國大使的計劃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說實話，那天下午在肯辛頓烏斯季諾夫的家裡時，我就已經顯得漫不經心了。這件事給了我一個終生難忘的教訓：軍情五處希望它的官員們永遠忠誠不渝，直到走進墳墓，而它卻不一定以同樣的忠誠來回報這些官員。

　　不管怎樣，總的來說，五十年代還是非常有趣的。A 處是一個充滿著歡聲笑語的地方。溫特博恩常常說：「如果你能忍受興奮，那麼軍情五處的生活是熱鬧的。」有一次，我們在匈牙利大使館隔壁的保安樓安裝竊聽設備。我爬在屋頂上裝天線時被一位鄰居看見了，他跑去報告了警察，說看見有竊賊在附近。不到十分鐘時間，警察就來敲門了，那位鄰居也跟警察一起來了，我們頓時亂了手腳。我周圍全是些最新的技術設備，地上攤著接收器和電線。溫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開地板，把價值上萬英鎊的設備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門聲更加劇烈，有人用壯實的肩膀在撞擊房門，想把門撞開。顯然，他們聽到裡面有響動，認定我們正在行竊。後來等屋裡的一切稍為歸順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開門來，並解釋說我正在利用夜間時間為房間的主人做一些維修工作，這些維修工作都是經過批准的。我給了警察一個電話號碼，這是一個當地警察特別處的電話號碼，讓他去進行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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