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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那依琴柯先掏了一下死者的衣兜,當然,布裡瓦爾的這個拾破爛的安德留哈兜裡沒有任何證件。然後,他拿出了自己的證件、移動電話、幾個舊的信用卡,他把這些東西都放在了機器蓋上,把屍體上的棉衣脫下來,把他自己的衣服穿在死者身上,這件衣服不很顯眼但卻相當昂貴。他又把護照、移動電話和信用卡都放進死者的兩個兜裡。然後從運動包裡拿出了另一套衣服,黑色的變色太陽鏡,化裝用的工具和一個不大的鏡子。

  二十分鐘過後,一切都準備就緒了。貼上的鬍子、假髮和大的變色鏡把他變得完全認不出來了。

  老盜賊打開油桶,把汽油倒在那個沒有知覺的身體上,隨後,關閉的車庫裡飄來了濃烈的甜甜的氣味。接著他又從運動包裡取出事先準備好的一件破衣服,把它點看後就放在一窪汽油旁,布悄悄地燃著了。

  五分鐘之後,科通一邊不時地正一正架在鼻樑上的變色鏡,一邊邁著有力的步伐,沿著長長的混凝土圍牆走去,還不時地搖著空書包。當他走到鐵路道口時,巨大的爆炸聲打破了整個城郊的寂靜,那依琴柯回過頭來一看,發現車庫上方冒起了黑紅色的巨大的一片蘑菇雲,那是車庫裡的汽油桶爆炸了。這個蘑菇雲就像原子彈爆炸時那樣,漫漫地、無法阻止地擴散開來,並且它的範圍在不斷地擴大,甚至從這裡到遙遠的鐵路路堤都散發著熱氣。到處聽得見焦急的喊聲,某些人,準確地說,是這些車庫的主人,正快步跑向大門。

  老盜賊叉開兩腿站在那裡,把臉轉向可怕的火球那面。現在的火玫瑰好像在整個天空上盛開。極大的火光反射在老盜賊的變色鏡上,他吸著「白瑪麗娜」煙,小聲地嘟囔道:「你想讓我消失?好,就算我已不存在了,但在最後的交涉中我還會出現並且接著我自己的方式去做。」

  燒焦的人的骨架放在發光的鍍鋅桌子上的一排排裝有液體的槽裡。在那不大的地方,在亮著發光的幾個燈的低低的天棚下,散發著福爾馬林和正在腐爛的屍體的氣味。

  是的,在這裡,在城市的太平間裡,充滿著死亡的氣氛,並且到處都是這種氣氛。在這個死神部門,以其極為神聖的目的闖入這個部門、研究死亡原因的科學稱為死亡學。它不僅僅研究死亡原因,而且研究生理機制和特徵。死神不喜歡某人橫死,奪走他的供物。於是,他就出現在這裡,往偵察員和鑒定人手裡放上看不見的線索,幾乎是感覺不到的線索,但這卻是現實。偵察員們如果不確定出兇手,那麼也得弄清楚被害者生前是什麼人。

  話又說回來,也有這種情況,做好這件事,即確定出死者是准是很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像現在這樣。這個燒焦的人是今天早上從爆炸的車庫運來的。整個人就剩下六公斤半有機組織。解剖這個屍體也好,不解剖也好,反正什麼也弄不清楚了。

  既沒有手指,沒有臉,沒有牙齒,也沒有內部組織,簡單地說,沒有任何視為同一的特點。

  解剖學家把發光的圓據放到一邊,把臉轉向那位結實的男人,看那表情就知道他是警察。

  「少校同志,這裡有一個非常難於處理的情況,我們很難確定出死者是誰。」

  「死者身上找到一些個人用品和證件嗎?」那人問道,卻儘量不去看那躺在他前面的發臭的六公斤半的有機物。

  「那裡哪有什麼東西啊!哪有什麼證件啊!」太平間的看門人絕望地擺了擺手,「去他媽的,就剩下骨頭了,其餘東西可能都燒化了!……儘管……」

  他走到寫字臺前,拉出抽屜從裡面拿出一個透明的防水包。

  「這就是全部。」

  在包裡放著燒焦的證件。很奇怪,護照的皮,儘管從上面已燒焦了,但還保存了幾頁快碎了的紙,上面有印章的痕跡和號碼,在那裡有被火烤得幾乎看不清的塑料盒,大概曾經是個移動電話和幾塊什麼樣的塑料,在一塊塑料的上面仔細看可以辨認出:ER……AN……EXPR……

  「我把這個拿走。」少校伸出了手。

  「這是您的權力。」

  解剖學家冷淡地說。

  「另外,這個屍體我將按著法律的規定把它放到冰櫃中,放三個月!」

  快到晚上的時候,死者的身份被確定了:信用卡戶「AMER.ICAN SXPRESS」移動電話,而主要的是號碼和型號,這些奇跡般地在燒焦的護照上保存下來的號碼和型號證明:在車庫裡燒死的不是別人,正是阿列克賽·尼古拉耶維奇·那依琴柯,即在刑事犯世界最有名的、在法律上叫科通的大竊賊。

  他是怎麼出現在這個城市中,在車庫裡又做了什麼?死亡是橫死呢,還是偶然死亡呢?這些問題無法確定。但不管怎麼說,在別特洛夫卡三十八號,當人們知道了在莫斯科受人尊敬的大竊賊神秘死亡之後,人們歎息著,但臉上掛著毫不掩飾的輕鬆。

  幣警察局接手了這個刑事案件,不過,毫無疑問,它立刻就落到了懸案之列。因為類似這樣的死亡幾乎永遠都不會破案。

  一天后,檢察官也知道了科通死亡的消息。大概只有這個人,才是惟一懷疑這位刑事罪犯是否真正死亡的人。

  「卡勒基地」

  這個小地方非常悶熱。儘管六月的天氣非常炎熱,但是窗戶還是關閉著,尤其是所有的窗戶從上到下都擋著整齊的白色窗簾,顯然為了屋中所發生的事不被外人察覺。不過,這裡什麼奇怪的事都沒發生。平常的房間,好像是大學裡課堂討論用的大教室。在教室裡有五個人,大家像一個人似的,都穿著深綠色的迷彩服和高高系帶的皮鞋。所有這一切很像某個省院校的氣氛,黃色的辦公桌,坐了很久已經破了的吱吱響的椅子,發瘋似的六月的蒼蠅撞在低低的天棚上。確實,和大學不同的是,聽課者什麼都沒記錄,因為他們甚至連筆記本和自來水鋼筆都沒有。

  講臺上走下來一位講師,個子不高,一個乾瘦的老頭。白頭發上分著整齊的縫,穿著一件很樸素的西服,但很明顯是訂做的,就像八十年代初很流行的那種西裝,舊式的時髦的吱吱響的皮鞋,不是很自然健康的排紅面色。所有這一切使人覺得很像一位不會得罪任何人的退休老人,那種很有成就的老學者,莫斯科近郊百分之六的蔬菜和塊根植物的行家。

  但是講師所說的話一點都不符合他那安寧的外表,他的言詞是那樣的可怕,那樣的駭人聽聞,但老人講述的卻是那樣的平靜,那樣的寬容,就仿佛和科羅拉多州的騙子在交流著鬥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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