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61)

六一

　　我放了那個傢伙，第二天他被解雇了。

　　勒菲蒂收到新澤西那邊一個老練黨徒的電話，是「撒姆·普拉姆堡·迪卡瓦坎特」①的一個夥計，負責解雇了那個演員，對頭天晚上發生的事表示歉意，並且邀請我們還到那個地方去，他當天晚上要設宴招待我們。

　　①　普拉姆堡：即Plumber，代號「堵漏」。

　　我們去赴宴，所有費用都由他掏腰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賠禮道歉。

　　「算了吧，」勒菲蒂說。「那傢伙簡直是個混帳。多尼已經教訓了他一頓。」

　　在我搞隱蔽工作的初期，隱蔽特工查克曾經辦理錄音機和音樂會方面的案子。現在，查克在邁阿密辦理銀行案子，因為有些銀行為哥倫比亞和古巴顧客用瞞匯漏稅法在犯毒資金上打掩護。聯邦調查局立此案代號為「班克舍爾斯」。歹徒們總是尋找各種方式瞞匯漏稅。查克以為，我可以把布拿諾家族的人引進來。

　　我向勒菲蒂提到了這件事，向他建議：我們或許可以指派一些顧客進去，參與分利。他決定，我們應該打進去，要與背後策劃人相會。查克不能和勒菲蒂直接見面，因為多年前，他在紐約市里曾以「作證」特工而不是隱蔽特工與勒菲蒂見過面。我們引進來尼古拉斯·J·羅爾特工。他曾在加利弗尼亞工作過，從聯邦調查局退休以後一直就住在那裡。他扮演的是搞大買賣的自由職業者，是一切活動的總後台，各銀行之間的交易都由他來總負責。

　　我在無意中向勒菲蒂提到了尼克，我們那天在海上遊弋正是乘了他的船，就是我認識的那個女人的兄弟。把一個有親屬關係的人帶入夥，比單純帶一個普通人入夥，就會使我們這一夥的買賣更具有真實性。

　　我們接著就和尼克見面。勒菲蒂的印象中，尼克是個大款。他在基·比斯凱涅酒店請我們喝酒吃飯，還向勒菲蒂介紹了「托尼·佛南德斯」特工，把他作為各銀行之間打交道的中間人。托尼和邁阿密一家銀行的總裁一起工作，那位總裁是個古巴人，在他的銀行裡為販毒錢財瞞匯漏稅已陷得很深。

　　勒菲蒂想把銀行裡瞞匯漏稅的業務與紐約取得聯繫。他還想走私可卡因買賣。在那個時間，你在哥倫比亞買一公斤可卡因要5，000-6，000美元，拿到紐約出售大概高達45，000美元。但是，勒菲蒂對毒品的態度是：什麼中間人，去他的，不同任何人分利，我們自己幹，自己得。多尼自己就能到哥倫比亞弄到貨。他說：「我在紐約不需要任何人，多尼進去幹，誰也搞不清他的買賣。」弄到了錢不同家族的人分利，要麼使你發財，要麼就使你掉腦袋，要麼又發財又丟腦袋。由於我們打交道的人不是家族裡的黨徒，甚至還不是美國人，勒菲蒂認為值得冒險去幹。

　　佛南德斯把這個建議轉告了那個古巴人、銀行家，說他要與紐約來的老練黨徒勒菲蒂和我一起幹買賣。銀行家立即表示同意，並在他的銀行裡安排和我們見面，就細節問題進行討論。

　　我和勒菲蒂與佛南德斯來到銀行家的辦公室。那位銀行家卻要講西班牙語，因此佛南德斯就當了翻譯。我們坐下來，開始就價格等問題進行細節上的討論，以及買賣如何實施。那位銀行家突然躲躲閃閃，對於毒品買賣的事一問三不知，也不知道瞞匯偷稅的事。很顯然，交易很難做成。對於這個傢伙採取跳踢踏舞的態度，我和勒菲蒂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我想查一查這個銀行家，勒菲蒂想從可卡因上賺大錢。

　　我們走了。我們不知道那傢伙為什麼那麼鬼。勒菲蒂是個很嚇人的黨徒，可能是他嚇壞了對方。

　　其實嚇壞了對方的不是勒菲蒂，而是我。後來，佛南德斯去問他出了什麼事。那位銀行家說：「我看多尼那雙眼睛，簡直就是個殺手的眼睛。如果在哥倫比亞或是別的什麼地方出了差錯，他回頭來會砍我的腦袋。我不想同多尼那傢伙打任何交道。」

　　勒菲蒂哈哈大笑。他說：「在黨徒裡，我是真正的殺手，可他卻怕你。」

　　我們失去了在哥倫比亞的毒品聯繫，這對勒菲蒂來說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對尼克說：「要找人同這個銀行老闆談談，對他說一說：你答應了的事怎麼又反悔，白白浪費我們的時間。這哪裡像意大利人幹事的樣子。」

　　一個隱蔽姓名叫托尼·羅西的特工，在佛羅里達設法打進賭博行業，因為那行業有可能使他接觸到桑多·特拉弗坎特家族。特拉弗坎特在坦帕市活動了25年之久，是佛羅裡達州黑手黨最大的首領。他在哈瓦那開辦過卡西諾賭場，一直辦到卡斯特羅掌握了古巴政權。肯尼迪執政期間①，他因為同意參加中央情報局暗殺卡斯特羅的行動而名噪一時。

　　①　肯尼迪（Kennedy，John F，1917-1963）：美國第一35屆總統（1961-1963就任），1963年遭暗殺。

　　羅西搞到了一份工作，即歹徒內為維護紀律而設的執法殺手，是個保護紙牌賭博的鐵腕人物。幹了幾個星期以後，羅西和其督學員托尼·丹尼爾斯都認為：那種差使對於破案工作進展不夠快。

　　托尼·坎特參與了羅西的工作，增加了在密爾沃克從事「木材行動」的經驗。他們想到一個辦法：開夜總會。利用夜總會作為行動場所，以此來打進特拉弗坎特家族。這個行動代號叫「冷水工程」。

　　辦此案的特工有四名，他們和隱蔽特工進行聯絡。這四名特工是：吉姆·基尼、傑克·凱斯、比爾·加納和邁克·朗斯福德。1979年的秋天，他們在帕斯科縣的荷裡得一帶租了一家俱樂部，離坦帕市西北方向40英里，位於繁忙的美國19號公路上。這是一幢八角形大樓，圍地有5公頃，一直是一個網球俱樂部，有六個網球場，他們稱為第一流的網球俱樂部。

　　羅西被推為俱樂部的「主人」。因此，第一流的網球俱樂部無權從事賣酒的營業，這是私人的「飲酒俱樂部」，你交25美元就可以成為會員。人們自己帶酒，收在酒吧後面的小鎖櫃裡，各人用的器具自己付錢。

　　羅西和坎特雇用了：一名管理網球場的經理，幾個酒吧招待員，女服務員，一名鋼琴演奏員，還有一名俱樂部經理。誰也不知道這是聯邦調查局的行動。俱樂部全部裝修一番，酒吧換上新顏，窗簾、橡木桌子、帶墊子的橡木椅子全都煥然一新。大門上有個窺孔，門上的招牌上寫著：第一流網球場屬私人娛樂場所；他人不得入內：會員和客人進門要按鈴。

　　他們開始在俱樂部的後室裡搞撲克賭博，房東收5％的利。他們給帕斯科縣司法部門的一位官員付錢，請他保護。他們引誘那些搞小型的貴重贓物交易、從事毒品交易的地痞流氓。引誘進來的有幾個人是幹垃圾行業的，他們就提出個點子：成立一個「車夫協會」，這樣會員就可以控制這一帶，不准外人進來。

　　一些亂七八糟的黨徒開始在這兒溜達，這些都是前芝加哥和前紐約的黨徒。他們表示有和大人物的多種聯絡，可能通到特拉弗坎特。但是什麼結果也沒有。

　　坎特建議，我或許能把布拿諾家族的成員帶進來，如同我們往日在密爾沃克所做的一樣。我們說不定可以同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與佛羅里達老闆聯絡的人員允許他們在這一帶活動，他對於我們這兒的興趣如同對布拿諾成員的興趣一樣。正如我們在密爾沃克一樣，我們在這兒說不定也能與特拉弗坎特舉行會談。當然，坎特不能參與這樣的行動，他無論如何要回避，因為他過去的那段歷史已經成了他行動的障礙。

　　10月份的一天，聯邦調查局總部突然傳下來命令：要我撤回去，結束多尼·布拉斯柯的使命。調查局發現，密爾沃克的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已經知道，托尼·坎特是個特工，按照黨徒的準則，他下一步就要把情況告訴紐約的布拿諾家族。他們眼看著就會把矛頭對準我。

　　這個決定是總部的上層人士作出的，事先並沒有同我商量。我要同他們講清楚。我相信：我有足夠的基礎可以繼續工作下去。

　　我乘飛機到了芝加哥，會見了邁克·鮑特肯傑克，他是「木材行動」的專案特工。我陳述了案情。

　　巴裡斯特艾裡顯然沒有把情況傳到紐約那邊。我們估計，即使他最終會傳過去，會發生什麼呢？

　　紐約方面獲得情況以後，要幹掉我，的確事先不一定有什麼警告。但是，我認為這種情況不會發生。是我把坎特引了進來，這也是事實。但是我在引他進來時非常謹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為他作了擔保。如果勒菲蒂問到我，我會說：「你看，我不是同你說過了，我和他10年前在一起幹過一些事。我對他沒有什麼可挑剔的。要麼他10年前就是特工——還是怎麼的？當時我不知道，現在也並不知道多少。」勒菲蒂會相信我說的話。再說，他也感到左右為難。當時他為了使巴裡斯特艾裡相信坎特的可靠性，他親自對巴裡斯特艾裡說：他瞭解坎特，坎特是他自己的朋友。還有，在「活躍氣氛」那次宴會上，巴裡斯特艾裡曾經介紹過坎特，說坎特是來自巴爾的摩、他自己的朋友。

　　鮑特肯傑克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的還有我一直最信任的老朋友朱利斯·波拿伏龍塔，他是紐約犯罪組織工程的協調員。不過，情況非常緊急，我們要抓緊工作，而且全靠電話交談。我們說服了總部的吉米·耐爾森。他是「木材行動」的督學員，也是我早先在紐約工作的同事。

　　他們在總部的高層次人士中做工作。最後，大家都表示同意，允許我繼續幹多尼·布拉斯柯的工作。但是，華盛頓那裡仍然顧慮重重。從那以後，人們不時地為我的安全擔心，認為我應該要撤退。但是，他們一次又一次被說服：我應該隱蔽幹工作，我會安然無恙，我們的情況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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