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46)

四六

　　「這是一個大湖，」托尼說，「歐洲的船隻可以通過聖勞倫斯航道開到這兒來。」

　　「真難以令人相信。多尼，這樣的湖你見過嗎？這個湖叫什麼名字？」

　　「密歇根湖。湖的那一邊就是密歇根州，大約相隔50海裡。」

　　「你肯定這不是大洋？他們就不會說是別的什麼？實在叫人不信！媽的，弄一條便裝短褲來吧，我們坐到那邊水池邊，把我們的事談個徹底。」

　　勒菲蒂要的是一套海濱服，要別人給他買。他對坎特說：「我的腰圍33英寸，腳穿9.5D碼鞋。」坎特到桑斯裡奇商店裡買了他要的東西。我們坐在旅館前的池邊。勒菲蒂像往常一樣，喝的是常喝的白葡萄酒汽水，像在汽車裡一樣，整天一根接一根地抽英國的奧佛牌香煙。

　　「這城很美，」勒菲蒂說，「我很喜歡。回去以後我要對他們說。我完全贊同這項計劃，要讓計劃一路開綠燈。托尼，這城很乾淨，住起來很舒服，這兒能呼吸新鮮的空氣，在這裡幹營業會成功，你會賺錢的，會感到非常滿意。」

　　「你對我還不瞭解，」坎特說，「一旦你瞭解了我，你就知道，我要是計劃幹什麼事，一定會拼命幹，不達到目的不會罷休。總有一天你會瞭解我。」

　　「我說的和你的意思沒有什麼兩樣啊，」勒菲蒂說。「現在我一回去，可能還要趕回來。這裡有人要為我安排招待那邊人的事，招待的地方就在他的旅館，我還得和這些人見一見。」

　　第二天早上，托尼和勒菲蒂送我到了密爾沃克機場，因為我要去「加利弗尼亞」看望我的「受傷的女朋友」。托尼還要把勒菲蒂送到奧海爾機場，送他返回紐約。

　　「你看，多尼會不會和那女孩子終究要結婚？」托尼問。

　　「我知道，他愛她愛得都發瘋了，」勒菲蒂說，「不過，多尼不是那種安家度日一類的人。」

　　我已經有三個星期沒有回家了。我打電話回家說要回家，我妻子對我說，我們家街對面的房子燒成了平地。刮了一場大風，火星飛得到處都是。她出去幫著滅火，用水往屋頂上澆，餘火落到了地下，連我們家也遭了難。大家都嚇得要死。

　　這天是6月23日，星期五。她本來要像以往一樣去機場接我。我乘的飛機應在下午3點45分到達。她根本就沒有去接我。

　　第十章意外事故

　　我到達了機場，這是新的家鄉的機場。我妻子沒有到機場門口接我。迎接我的是另外一名特工，我對他只是稍微有點熟悉。他說：「你妻子出了事故。」他說是兩輛車子迎面相撞，駕車的兩個人都是女人，兩人外貌很相像，只是一個年紀輕些。年輕的那一位已經死了。他不清楚死去的是哪一位。他還說了其他一些情況，但我所記得的只有這些。

　　我們趕到了醫院。我妻子還沒有遇難，正受到緊急護理，情況很嚴重，身邊安放著醫療器械，身上掛著橡皮管。她的眼睛紮了繃帶，兩隻眼角邊都有了裂傷，臉上滿是傷口。一邊的肺萎陷，一隻手腕折斷，還斷了一根鎖骨。她裝上了呼吸器，眼睛看不見東西，幾乎不能說話。她緊緊捏住我的手。

　　我幾個女兒都在那裡。最小的才9歲，看到母親那副樣子心裡不好受，到浴室裡嘔吐。我擁抱了另外兩個女兒，一個13歲，一個15歲。我強裝笑容，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妻子對我說：她在去機場的途中，一輛朝她方向開來的汽車，為了越過另外一輛車而開出了車線，突然停在路上，迎面撞了她的車。我妻子到底還爬下了車，朝路邊跑，心裡害怕兩輛車會爆炸。她聽到胸口噗噗地響。作為一個護士，她知道自己的肺穿了孔。在場的有兩個女人目睹了這一事故。她向其中一個女人要求，能不能把頭放在她膝上靠一會，這樣好使自己能喘喘氣。她戴的隱形鏡片碎裂在眼睛裡。她對那兩個女人說，車子裡的筆記本上記下了她丈夫的班機號碼，請她們給聯邦調查局打個電話，要他們派個特工去機場接我，另外給一位朋友家打個電話，我們的女兒就住在那位朋友家裡。接著開來了救護車，把她送進了醫院。

　　她感到非常疼痛，心裡也十分驚懼。我見到她的時候，她並不知道另一位開車的女人已經死亡，我也無心同她說這種事。她的朋友吉尼也在那裡。我出去到了廳裡。後來我妻子說，吉尼對她說我在哭。妻子說：「我對吉尼說，我沒有看到他哭，這真是遺憾的事，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喬哭。」

　　我在醫院裡守在她身旁。我最小的女兒不能來看她，因為看她那種傷殘的樣子，她受不了，就寫了些慰問的話。

　　第二天，兩個大女兒要開車回家。我15歲的女兒剛剛獲得了駕駛執照。開出醫院不遠，另一輛汽車從側面開來，越過了停車標誌。救護車把兩個女兒又送回到醫院。

　　急診室的護士們從她們母親的事故中已經認識了她們倆。護士到樓上叫了我。我對妻子說，我要去買瓶可樂，順便走一走。她處在那樣的情況下，我不能把孩子出事的消息馬上就告訴她。但是，她知道出了什麼事，問道：「她們今天晚上怎麼不來看我？」我說：「她們有許多家庭作業要做。我叫她們待在家裡。」

　　兩個女兒傷勢並不嚴重，只是傷了幾道口子，縫了幾針。她們受到療理就出了院。在我妻子出事的當天晚上，她的父母也乘飛機趕來，這樣隨時也可以照料他們的外孫女。

　　我不禁思索起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幹了什麼壞事？從1976年夏天我就著手隱蔽工作，現在已經到了1978年的夏天。兩年裡，我在家待的時間還不到兩個月。可是這兩天裡發生的事，把兩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筆勾銷。

　　我希望目前的境況允許我把我的家庭說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麼樣的家庭，有哪些親戚和朋友，我們住在什麼地方。至少我可以說說各人的名字。

　　其實，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稱姓名的時候，大家都不用原來的姓「皮斯托尼」，而換了另一個姓。無論怎麼說，我們出門時從來不用皮斯托尼這個姓。我每幹一件事就換一個姓，不過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女兒們換了葉婁羅克、維特斯通等一類的姓，她們總要受到一番戲笑，她們不姓皮斯托尼心情還是很高興的。我的感覺是：她們最終總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變的①。

　　①　美國女孩子嫁出去以後，就不再與父母同姓，而與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種各樣的姓。這樣做只是要給那些想跟蹤我的人增加一點難度。可這麼做，除了我以外，別的人都感到麻煩。我妻子有時在機票服務台時就弄糊塗了，因為她不記得我這天要用的姓。要麼到洗衣店為我取衣時，往往找了好幾件以後才找到我換了姓的衣服。

　　我長期不在家，給家裡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麻煩。「一個丈夫從來都不在家，這叫什麼結婚啦？」我妻子常常在電話中抱怨。如果我們婚姻的基礎不牢靠，恐怕維持不了這麼多年。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她漸漸養成自己的生活習慣，甚至更多的獨立於我——幾乎是這個狀況。她常常說，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沒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種瞻前顧後、自憐自歎的人。我們現在的這個家搬來才幾個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剛剛從一次外科大手術中恢復過來。搬家以後的頭幾個星期，孩子們很難適應，連學校也不肯上。我給她們勸導、鼓勵等，大多是通過電話進行的，而妻子是面臨現實在處理這些問題。無論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們事事都考慮到她。她勸女兒們帶小朋友到家裡來玩，時時為一大群十來歲的孩子燒吃的東西。她和最大的女兒一道出門——那完全是女人進城玩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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