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41)

四一

　　「就是說，回去的機票已經買好了，就在你手裡。但是飛機票的日期不要定。等你要啟程的時候，就直接對航空公司說，你在哪一天登機。」

　　「這事你能辦嗎？」

　　勒菲蒂第一次來這兒待了一個星期，然後就要我和他一道回紐約。我對他說，我不能回去，因為我可能有一樁大的行動，我得要過問。他也就不堅持了，因為那意味著他能撈到錢。

　　我的真實意圖是要到密爾沃克市去。聯邦調查局在那裡有個行動計劃，想對密爾沃克黑手黨家族下手。但是，這一行動起步很慢。他們和我取得了聯繫，問我有沒有什麼辦法。

　　辦這個案子的隱蔽特工其化名是托尼·坎特。托尼是我的一個朋友，是富有開拓精神的特工。密爾沃克家族的老闆是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他受命於芝加哥而不是紐約的匪徒。我們瞭解到，巴裡斯特艾裡控制了全城的投幣式自動售貨機的業務。聯邦調查局想要表明：這是通過黑店主和匪徒勢力所從事的非法經營。他們的意見是要坎特建立自己的自動售貨機業務，設法把他的售貨機推銷到各個商店、酒吧和俱樂部。如果巴裡斯特艾裡企圖把他從這個業務裡排擠出去，那麼我們就可以立為敲詐勒索案。

　　坎特已經偽造好了個人的經歷，在密爾沃克辦了一個小辦事處，向市里申請了銷售自動售貨機的營業執照，買了幾台機器。他向俱樂部和酒吧四處兜售，懇請買主買他的機器。可是，他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問題是，巴裡斯特艾裡把全城的銷售業務控制得很嚴，誰也不肯接受坎特的機器。坎待每到一處，店主都拒絕接受，這是因為這些店主已經買了屬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的機器，誰也不肯把巴裡斯特艾裡的機器移走而換上坎特的。

　　大約一個月以後，坎特仍然不能推銷機器，也沒有人來告誡他，要他放棄這個營業。在這種情況下，他和我聯繫，問我有沒有可能在紐約找些有關係的人介入此事。如果我能在紐約找到對坎特自動售貨機感興趣的人，那末他們就可能設法與巴裡斯特艾裡建立夥伴關係。

　　我趕到了密爾沃克，在旅店住了下來，與坎特通了電話。他和辦此案的特工邁克·鮑特肯傑克一起來到我這兒。人們看到我和坎特在一起並不要緊，因為他反正是在幹隱蔽工作，那裡的人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只有在密爾沃克辦案的特工知道我是什麼人。他們正是在坎特目前所處的情況下讓我參與這一行動的。

　　我認為這個辦法似乎行得通。我說，我要把這個意見向勒菲蒂說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我回到了紐約。先前我已經退掉了我的寓所，現在來往要麼住在80號公路上的荷裡得旅館，要麼在第七大道的謝拉頓飯店。荷裡得旅館位於喬治·華盛頓橋靠新澤西一邊。只是住一間房子，能睡覺就行了。大部分時間我都和勒菲蒂在一起。他老要我回紐約住下來，不願意我待在加利弗尼亞。這一方面是因為他不肯和我分開，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確認為：加利弗尼亞是個海濱度假的地方，是個縱情歡樂的地方，把人的思想弄得亂糟糟。他一直要我在他居住的尼克鮑克村莊裡找一個寓所住下來。事實上，他最終還是把我一切都安頓好，為我找了一個寓所，完全是為了我來的時候居住。

　　我每次回來，他總要說：「回家時想吃點什麼？」因為他要為我和他的妻子露易斯做飯。他總要出去，到最好的店鋪裡買些牛排；要麼也可能他自己做鹵汁麵條。或者我們就到外面吃，等露易斯下班回來，然後去一家中國餐館。他喜歡和我談他的孩子、孫子，以及與邁克·沙貝拉或其他任何人之間的問題。

　　我這次來，為密爾沃克方面的事布下了種子。

　　我處理任何問題，與勒菲蒂一起幹任何事；我先是打個基礎，以漫不經心的談話方式把事情對他作個介紹，然後就擱下來。過一段時間再提一下，又擱下來。到最後再提出來就敲定了。關於密爾沃克方面我有個朋友，想幹自動售貨機買賣遇到麻煩的事我不想對他和盤托出，因為我打算逐步培養他的興趣，讓他慢慢地參與這一買賣當中。我不想讓他埋怨：「咦，你怎麼搞的，老是這兒那兒有個遇到麻煩的朋友？」

　　我們在一起漫步，迎面吹拂著加利弗尼亞刮來的習習微風。我說：「你知道嗎，勒菲蒂，我遇到個夥計，那是我10年前在巴爾的摩認識的。當時我們在一起幹了不少事。他對我說，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半明半暗地生活。現在他想搞一點營業。我估計他是要搞投幣式自動售貨機方面的營業。」

　　「啊，是嗎？過硬的行當。」他就說了這些。

　　我連地址都沒有告訴他，只是讓他記住我提出的事，讓他消化。坎特準備搬到密爾沃克，我開始鼓動勒菲蒂。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中，我一點一點地反復提這件事。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恰當的時機。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亞。

　　聯邦調查局提出了另外幾個地方，想對那裡搞搜查工作。我打電話給勒菲蒂說：「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歡加利弗尼亞。你該在這兒試一試。你老是說你要在什麼地方開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這兒為你物色了幾個地方。你幹嗎不出來度度假呢，我們一起把這幾個地方看一看。」

　　就這樣，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聖地亞哥。我帶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陣子。我們去了幾次舞廳，看了幾家酒吧和旅館。

　　接著，在密爾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兒的電話，說他的兒子湯米，由於在曼哈頓武裝搶劫而遭到了逮捕。他顯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寶商業區試圖持槍搶劫攜帶大量鑽石首飾的人。警察追捕他，他開了幾槍。

　　湯米持槍搶劫、向警察開槍而被逮捕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時間的牢房本來就是這個行當的組成部分。黨徒與老百姓不一樣，對自己的孩子坐班房並不那麼擔心。真正出問題的是：經瞭解，那個被搶劫的傢伙是另一個家族的聯絡黨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沒想到的事，」他對我說，「湯米這個不中用的小子。那傢伙是個有來頭的。這事兒會有一場麻煩，多尼。我只想盡點力，別讓湯米為這件事遭到不測。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塊錢。這1，000塊錢到哪兒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這錢作賄賂，好做些疏通工作。這並不意味著他沒有錢。這又是一個例證，說明黨徒只要有點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錢，即使在親生兒子生命處於危險的情況下。他知道我也沒有錢，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樣不肯拿出自己的錢來。

　　但是，對我說來這是一個缺口。關鍵的問題還是錢。對於這夥黨徒來說，錢就是整個生命。他們騙人，白白地花別人的錢，決不肯到銀行借貸。

　　我說：「嘿，我們說不定可以找那個夥計——我曾對你說過，我有個老朋友，就是我在巴爾的摩認識的那個朋友，你還記得嗎？既然他有錢開辦自動售貨機的營業，我們不妨找他想想辦法。這倒值得試一試。」

　　「對，試試看，」勒菲蒂說。

　　我回到房間，與在密爾沃克的托尼·坎特通了電話。「托尼，我看我們找到了一個缺口，可能我們要給勒菲蒂一個甜頭。」我把情況向他作了解釋。對於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從來不如數給他。「或許拿500塊錢就可以打發他。」

　　「這沒什麼大不了，」托尼說，「我們就幹。」

　　每次我們花費政府的錢，數字相對來說還不小，我們總要思考花費的價值。不過，這麼幹有可能拉到一個主要的犯罪頭頭，500美元算得了什麼？

　　我返回到勒菲蒂那裡，對他說：他可以借錢給我們。我播下了另一顆種子：「我猜想，托尼手頭有不少錢，想在他著手的自動售貨機業務上投資。」

　　他一門心事是想別人借給他1，000塊錢。「那好啊，」他以受惠者的感謝口氣說，「我們得馬上趕回紐約去，對我那小子的事疏通疏通。」

　　第二天，我們乘飛機回到紐約。勒菲蒂打了許多電話，拜見了幾個找麻煩的人，設法解決爭端。他向他們解釋說：湯米不認識那位夥計是什麼人，更不知道他是個聯絡的弟兄，他只是聽別人告訴他，說有人攜帶鑽石首飾。所以這完全是一場極大的誤會。這件事花了他5，000塊錢作為一種安慰，以解決爭端。

　　「答應借錢的那個夥計呢？」勒菲蒂問我，「什麼時候你去給我借那筆錢？」

　　對密爾沃克下鉤的時機已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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