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38)

三八

　　「是有事，」他說，「有許多事你不知道，多尼。這些事我又不能亂說。」

　　「那我們怎麼不可以進去，確保他別出事，我們至少還有個坐的地方？」

　　「多尼，多尼，你聽我說。有時候你什麼也不懂。首先，除了副官或副官以上的人以外，『氣墊』不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除了他需要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待在他的周圍。你甚至於連話都不能跟這個傢伙說。要跟他說話，你得通過比你地位高的或者是能同他說話的人才行。旅館裡除了那幾個人以外，他不想任何人進去，就是這樣。」

　　「啊，照你這麼說我們就不進去了。」

　　「多尼，這個傢伙多麼卑鄙，你不知道啊，」勒菲蒂悄悄地繼續說，「『氣墊』這混帳真不是東西，是個暴君。我只能跟你說到這兒，不用再往下說了。許多人恨他。大家覺得，他只顧自己，只顧自己一個人賺錢。他接近的就那麼幾個人。主要是拉鍊行動的那些人，像凱撒以及你看到的多依蘭俱樂部周圍一些人。那幫傢伙老跟他在一起。他把這些人從西西里弄過來，利用他們幹各式各樣的事，搞那些毒品買賣。那幫傢伙跟他一樣卑鄙。拉鍊行動那幫人不能信賴，除了那個老傢伙以外，誰也不會相信他們。老傢伙相信他們，那是因為是他把他們帶到了這兒來，他能控制他們。其他人都得和他們隔得遠遠的。許多人都巴不得看到他遭了殃才好。因此這才要我們到這兒來。」

　　這樣的情況有好幾次。我和勒菲蒂到沙沙貝拉這兒來，在外面站崗放哨，好讓卡明·甘蘭特在裡面開會。勒菲蒂在人行道上，心裡很緊張。除我以外，他和其他的保衛人員襯衣裡的腰帶上都帶著槍。他注視來往的行人和車輛，注視街對面的窗口。

　　我也不是滋味。身為聯邦調查局特工，由於被這幫黨徒所信賴，站在桑樹街的人行道上，擔驚受怕，還要為布拿諾家族的落魄喪魂的老闆站崗放哨呢。

　　每隔幾天，我就給聯絡特工打個電話。紐約辦事處裡專門安置了一部電話，專撥給我作聯絡之用。接話的是我的聯絡特工。我向他報告目前發生的和即將發生的情況。有時候，為了配合其他行動，他要我瞭解一下這家或那家俱樂部的情況，有些什麼人，討論了什麼事。如果我需要查詢什麼，比如問姓名或某個黨徒的情況，他就認真為我辦理。我向他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情報，或者以後對作證可能有用的情報，他都打印下來，歸入我們稱為的「302」檔案。有時候，聯絡特工還帶幾份報告來讓我簽字。

　　根據我的情況，我每個月有一兩次和聯絡特工見見面，取我的生活費和活動費。我們見面時間很短暫，只不過幾分鐘時間。我們常常見面的地方是在博物館——像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和都市博物館。我們只是在那裡隨便瀏覽一下，看看展品，他悄悄把錢遞給了我。有時候我們在中央公園，同坐在一條凳子上。有時候在咖啡館相會。

　　這時候已接近1977年的年底，我幹隱蔽工作已經有一年多時間了。聯邦調查局打算要停止「太陽蘋果」計劃中在佛羅里達的「太陽」那一部分工作，這完全是因為喬·弗茨至今尚未能深入下去，未能取得一點收效。

　　我的督學員有時候問我，如果我再幹一段時期怎麼樣。我感覺很好，還想繼續幹。

　　有新的情況需要考慮。現在我和勒菲蒂及布拿諾家族成員相處得很好，在他們中間已經有了扎實的基礎。聯邦調查局在這一帶開展了其他一些隱蔽工作。我可以以我作為黨徒的新的身份為有些隱蔽特工建立信任感，我可以出來為其他一些特工作出擔保，證明他們是「像樣的」黨徒，而其他行動打擊目標中的黨徒可以問我來查核，因為我是勒菲蒂在紐約的朋友。

　　如果我不以紐約市為工作基地，不是在勒菲蒂的鼻子底下天天在一起廝混，那我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在另外一個地方，而繼續保持和勒菲蒂的夥伴關係，那我和其他隱蔽特工行動的聯繫就方便得多，因為我出城無需要得到勒菲蒂的允許，也無需每一步行動都得向他報告，受他的盤問。而且我還可以設想，把勒菲蒂帶進其他的隱蔽行動之中，帶他引見，希望他有可能闖進去，與布拿諾家族成員建立聯繫，組織非法的陰謀集團。

　　我還可以經常回到紐約，一次待兩三個星期，增加我和勒菲蒂的聯繫，保持夥伴關係。

　　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我的家庭。關於家庭的保護問題我先前考慮得不多。我大概每隔10天或兩個星期可以回到新澤西的家裡，待上一個夜晚。我始終小心謹慎，掩飾自己的行蹤。但是，到了1977年的秋天，我漸漸有所考慮：如果我打入黑手黨裡面逐步深入下去，我的家最終還得要搬走。因為萬一出了一點兒差錯對我的家就會是一場災難。我知道有警察在保護我，因為我時刻有他們在跟蹤。有三四次，顯然並沒有什麼理由，他們卻把我叫住，對我進行搜查。如果我有時不能甩掉尾巴，而他們一直跟蹤到我家裡怎麼辦？要麼，如果是勒菲蒂或別的黨徒決定跟蹤我又怎麼辦？

　　是該到搬家的時候了，搬了家就不會存在上面提到的問題。要麼也可以把我調到另一個地帶去工作，我們不妨把這兩個問題聯在一起考慮。

　　整個12月份及1978年的1月份，我與我的督學員在一起反復討論。他把這個問題提交給了總部。這本來也是個很簡單的事。我們決定2月1日搬家。

　　我的家庭對於搬家已經習以為常，因為我的工作關係，我們已經搬了四次家。不過，我的女兒們已經到了有男女朋友交往的年齡，這對她們來說還比較重要。我們在新澤西還有親屬。早先我因工作調到紐約辦事處搬回來的時候，我們當時曾以為我們會一直住下來。大家都不想搬家。我妻子雖然不知道詳細情況，但覺得搬家還是必要的。我們對此並沒有作過多的討論，因為我並沒有說這還有選擇的餘地。我的工作調動頻繁，她們不知道我在黑手黨裡究竟隱蔽到了什麼程度，也不知道搬家是為了她們的安全。

　　聯邦調查局當時在這一地區有52個辦事處。他們提出了5個地方讓我們挑選一個住處。至於我的工作關係那幾個地方都沒什麼問題，因為我還隸屬於紐約方面，再說我還要在這個地區的各個地方到處跑。我和妻子選擇了一個地點。

　　聖誕節的除夕，我設法趕回到家裡，雖然到家很晚。節日期間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家裡。到了1月份，我和妻子出門找一幢新的住處。我們立刻就找到了一處——比我們在新澤西的房子小一些，但是左鄰右舍比較和諧。到了下一個星期，我們就拍賣新澤西的房子。我有個朋友，是搞搬運工作的。我對他說，我們要搬家，這事兒請他不要對外聲張。

　　搬家時，家裡人依依不捨地流了不少眼淚。家裡的人都不想在我的工作上成為障礙，但是她們誰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幹些什麼。如果她們對我的情況知道得更多一些，她們對我的情況可能更能夠容忍。不過，如果那樣做能減輕對我的壓力，那她們就會付出心理懼怕的代價。

　　無論是我還是我局裡的同事，都沒有想到這個工作要持續這麼長的時間。究竟還要持續多久，誰也說不清楚。開始時，我們有打擊盜匪上層頭頭的想法，後來就打進了小意大利區的黑手黨，現在我已經成了其他地方的黨徒代表。本來我們的思想可能猶豫不決，只是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所處的位置，以及在我們所處位置上還沒有一個理想的視角。只有一點是肯定的：繼續打入下去，我就全力以赴地幹。多尼·布拉斯柯有的是勁頭。

　　聯邦調查局在聖地亞哥和洛杉磯那裡有幾件麻煩事，想叫我去瞭解一下。我對勒菲蒂說，我要到加利弗尼亞去待一會兒，因為我曾說過，我在那裡幹過偷珠寶的事，而且還幹了很長一段時間。我說：「勒菲蒂，你看，我眼下將在這個地方弄不到那麼多錢。為什麼不可以去那兒撈點錢，來回跑跑，不是很好嗎？甚至就連你也可以去那兒，待上幾個星期，看看我們能不能幹點事。」

　　他覺得我這個主意很好。就這樣我去了加利弗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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