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25)

二五

　　我去了小意大利區的佛雷塔市場，那是意大利居民區的肉類市場。我買了香腸、凍肉以及乾酪等，準備帶到那兒野餐。

　　當然，我還沒有結婚。人們以為我在這兒或那兒有幾個女朋友，但我從來不帶她們在身邊。那些黨徒有時候也問我為什麼從來不帶女人在身邊，我對他們說，我還沒有特別中意的。

　　我一直戴著愛爾蘭的「雙手托心」戒指，因為那是我妻子給我的。戒指上有手形花紋托著一顆心，心上有頂花冠，象徵愛情、友誼和忠誠。從來沒有人提到過這只戒指。

　　我們在外面野餐。大家坐在桌旁，有個傢伙的女朋友說：「多恩，你戴的戒指很漂亮，那是愛爾蘭的『雙手托心』戒指，對不對？」

　　「是的。」

　　「這不就是愛情戒指嗎？不是作為婚禮戒指嗎？」

　　「對，有時候是這樣，」我說。有個黨徒還問到這方面的情況，我就編了一段愛情史。

　　那女人接著說：「既是這樣，你還戴他幹什麼？我認為你又沒結婚什麼的。」

　　「對，我是沒有結婚。我接觸的很少幾個女朋友當中，有一個我倒是很愛她的。這只戒指是她送給我的。過了幾個月以後，她拋棄了我。我卻還戴在手上，因為我不想忘記她。」

　　有個黨徒有點疑惑不解的樣子，問道：「你肯定嗎，你還沒有結過婚？」

　　「怎麼啦？」

　　「因為我實在不可理解。你說，你很愛那個女人，甚至她拋棄你以後你還戴那只戒指？」

　　「是啊，怎麼不可以呢？」

　　「我就覺得，你不是那種能愛別人的人。你呢，一會兒到東，一會兒到西，你不可能愛上什麼人，也不會同誰有什麼聯繫。」

　　「不過，一個人的生活當中總有那麼個時刻你有所愛的女人，一個特別的女人。因此我寧可記住她而不願忘記她。這同別人有什麼關係呀？」

　　只有在我幹搬運重活的時候，我才把戒指拿下來。在整個隱蔽工作期間，我一直戴著這只戒指。別人議論我的戒指也只有這麼一次。

　　我和吉裡的科隆坡家族成員以及墨拉和魯吉埃諾的布拿諾家族成員在一起花了很多時間周旋，還要到佛羅里達和「太陽蘋果」那邊的喬·弗茨那裡一道工作，根本就顧不上回家了。我沒有看到學校裡的體育運動節目的比賽，也沒有看到我女兒們的啦啦隊。兩個女兒的生日我沒能參加，連我自己的生日也沒能回家。我們結婚的16周年紀念日我不在家裡。為慶祝這個日子，我妻子到了霍爾及蓋爾夫妻倆那裡。他們是她的朋友。她和他們相交一年以後我才認識了他們。我每個月回家可能只待到兩三個晚上。

　　我一旦真的回到家裡，心裡很不是滋味。我要儘量彌補失去的家庭歡樂時光，但我又不能把我同黨徒打交道的工作完全置於腦後。

　　我設法參加了我弟弟的婚禮。這是一種意大利式的婚禮，一般都很隆重，收到的彩禮有許多現金和支票。婚禮以後，新郎和新娘立即就度蜜月去了。他們不想把錢帶在身邊，要我把錢保管一下，等他們回來。我弟弟說：「把錢放在我哥哥這個聯邦調查局特工身上，誰還能有他那麼保險？」

　　我把一大疊現金和支票放在我車子的前座位下，就開車回到了紐約市。

　　一個星期以後，我弟弟向我要那些錢。錢不在我的寓所裡，哪兒也找不到，仍然還放在我車子的前座位下。自那以後，我到處跑，到過市里的各個里弄，車子在停車場停過，在車庫裡停過。我把錢的事完全給忘了。

　　我家裡人都不知道我在工作中陷入到什麼程度。後來我弟弟告訴我：他開始對我起了疑心，以為我背上了什麼沉重的包袱，連他的錢放在什麼地方都忘記了。我工作上的分神引起了家中的齦齬。

　　這畢竟只是暫時現象，因此情況可以容忍下去。就幾個月的隱蔽工作。但是，我的行動計劃已經超過了6個月期限，我還沒有接觸到高層次的黨徒。可是，沒想到我正逐步深入到黨徒之間，在小意大利區和布拿諾家族成員墨拉及魯吉埃諾聯繫上了，他們又把我介紹給了其他人。我的隱蔽工作無限期地延長下去。

　　我在體力上常常感到很疲乏。但是每天的活動又使我振作精神。工作的進展使我感到很舒暢。

　　在這全部時間裡，我要設法記住發生的所有事件。由於我不作任何文字記錄——即使在寓所裡，我也不敢記什麼或寫下什麼——我只能記在腦海裡。像談話中討論的某個刑事方面的活動，俱樂部裡新來了什麼黨徒，各種買賣，各種搶劫，與此有關的各個黨徒，一切的一切，我都要盡力記住。聯邦法庭最終審案將要根據我記憶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作出裁決。

　　這是一項非常緊張的工作，而且還要有點技巧。比如記車牌執照號碼，記武器的系列序號三位數、三位數地記。麻煩的是我不能問許多問題——我作為聯邦調查局特工時就受過這樣的訓練。我所記憶的東西有許多是聽說的，這些情況我不能要人家重複說給我聽，而且我認為需要核實的情況也不能問別人。搶劫來的贓物進進出出，我不能要求仔細過一下目，不能問從哪裡搶來的，或送到誰的手裡。我只是指望有人自願和我談這些情況。我要盡力擺出姿態，裝作只顧自己而不管他人事的樣子。

　　集中精力談話也很傷腦筋。大部分談話純粹是海闊天空，以及一些瑣碎事——理一次發、買一雙新巴利鞋；邁特槍和傑英特槍怎麼使用；中國人和波多黎各人怎麼在糟蹋鄰里；卡迪拉克牌轎車比林肯牌要優越多少；我們應該怎麼樣轟炸伊朗；應該怎麼樣燒死強姦犯；等等。每個黨徒都津津樂道地談論自己怎麼把變節者拖進來，自己又怎麼頂上去。這幫黨徒大多數人畢竟沒有受過什麼教育，都是清一色地從里弄裡長大的歹徒。

　　但是，他們在城市中有巧妙的生存能力。買賣的線索自始至終都貫穿在所有活動之中。他們的買賣就是偷盜、兇殺以及黑手黨的政治——誰浮誰沉，誰完蛋了。有人可能在談論某個大地方買削價的牛排，實際上同樣的一句話指的是一次兇殺；要麼是某個人入了盟；要麼他們又收買到了某個政客。這些趣聞會使談話連續下去，但隨時都會改變話題，談過也就煙消雲散。如果我不隨時有所準備，就有可能忽略了我需要記住的東酉。我又不能制止他們的話插問一句：「某地方的警察隊長是不是買通了？」

　　不僅如此，為了不至於引起懷疑，我還得使自己的談話方式和他們相一致。有時候我要改變話題，或者在他們談論可能是政府感興趣的刑事犯罪話題談得正起勁的時候，我有意識地從桌子旁慢慢走開。這樣做完全是要表明我對此並無什麼特別的興趣。然後，我還想把原來談的話題再談起來，或者在以後用這樣那樣的方式再作些瞭解。這可以說是一種暫時退卻的策略，對於長期隱蔽工作來說這個策略很有必要。

　　我還要記住情況事實、名字、面孔以及數字等，直到我能向聯絡特工彙報。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兩三個星期才能回家待一天或一個晚上。要家裡人調整他們的注意力，給予應有的重視，往往很困難，尤其是他們並不知道我在幹什麼，而我們又不能說明白。

　　8月份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在店鋪裡，忽見他們從外面作案回來，有吉裡、桂多、帕特希、弗蘭克以及其他一些黨徒。其中有一個名叫索尼。吉裡神色非常緊張，那種神情我從來沒有見過。

　　「今天上午，我們襲擊了巴的納那兒的一家住宅，」他告訴我說，「那個傢伙真夠大的（我不知道他是指身體長得高大還是地位顯赫），我本來想崩掉那個狗娘養的，因為他不肯打開保險櫃。我用槍對著他，警告他說，他要是不開保險櫃或者想什麼別的點子，我就崩了他。我真想那麼幹。後來，他開了保險櫃。我們把他和那個女人銬了起來。用東西塞住他的嘴。」

　　他顯然在渾身顫抖，我不知道是為什麼，因為類似這種搶劫活動他經常參與。

　　他們把黑色公文皮箱打開，放在後室的桌子上。對於我也擠在中間觀看，他們並沒有怎麼介意。我看到一些珠寶——戒指、耳環以及項鍊，還有美國政府發行的儲蓄公債、一塑料袋一塑料袋的好像積蓄的硬幣、男人的裸體照片以及男人的假髮。

　　箱子裡還有幾副手銬，那是在任何警察用品商店都能買到的一種，還有可能是他們從什麼地方偷到的紐約警察部門的徽章，另外有4支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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