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24)

二四

　　幾天以後，我問吉裡：「喬和另外那個夥計，他們買不買這些表？」

　　他說：「買呀，他們買了我的一部分。不過，你的表他們可沒有找到市場。」

　　吉裡那一夥人當中，經常有人問我有沒有好的路子販運大麻和可卡因。我未置可否。那時候，我只是把我自己看到的和聽到的情況向聯絡特工彙報，還沒有涉及到毒品方面。當時，聯邦調查局對毒品方面並沒有花多大精力。對於小規模的毒品走私活動我們不想涉及，因為我們沒有得到當局許可買毒品，不可能不受到檢查。因此，我們的行動仍然處在買賣搜查的標準上，要是碰到一個就搜一個，我們的整個行動計劃早就告吹了。因此，為了不使我長期隱蔽行動過於複雜化，我應該與毒品交易明確劃清界限。

　　桂多到店裡來找我，問：「今天有安排嗎？」

　　「沒有，我準備出去溜達溜達，今天什麼事兒也沒有，」我回答說。

　　「和我一道出去一趟，我要到新澤西去。」

　　我們駕著吉裡的藍色1976卡迪拉克轎車。我們穿過韋拉紮諾·納羅斯大橋到達斯塔藤島，在島上轉了一會兒又回頭過了大橋返回到布魯克林。

　　我問：「你不是說要到新澤西去嗎？」

　　「是的，要會個朋友。」

　　我們行駛在布魯克林——奎英斯高速公路上，駛過布魯克林大橋開往曼哈頓，從羅斯福大道向北行駛。桂多在斯塔藤島轉了一會兒，顯然是要行駛安全，確保沒有人跟蹤。我們過了喬治·華盛頓大橋到了澤西市，從巴裡薩的斯大道往北行駛。

　　中午稍過了一會，我們到達了新澤西的蒙特維爾。在薩米特公路和斯普林·瓦留公路的交叉口，桂多停了車，到電話亭子裡打了個電話。然後回到車上，我們就坐在車裡。

　　「等一會兒，」他說。

　　大約半個小時以後，一輛黑色的奧茨轎車停在我們旁邊。開車的招招手，要我們跟在他後面。我們跟在後面向北行駛了幾分鐘，過了新澤西邊界線到了紐約州。我們來到珀爾河邊的一個商業中心。桂多和那人下了車，在交談。那傢伙有6英尺高，體重180磅，蓄著黑色鬍鬚。桂多招手要我下車。

　　那傢伙打開他的大箱子，裡面有4只純棕色的紙板盒子，我們把盒子轉移到了桂多的大箱子裡。

　　桂多問：「有多少？」

　　「給了你98磅，」那人說，「你就付給我98磅的錢就行了。」

　　我們回到車上，往布魯克林開。

　　桂多指著箱子裡的大麻，說道：「在哥倫比亞，我們1磅就賺275美元，以寄售方式。我還能搞到175磅。那夥計說，他還可以向我們提供可卡因，但不是以寄售方式。現款交貨。」

　　我把紙盒子卸下車，放在吉裡店鋪的後室裡。第二天我進去的時候，紙盒子全不見了。他們不把毒品放在店鋪裡。桂多遞給我一小袋樣品。那還沒有脫淨，有梗子、葉子、種子。他問我：「想想看，能不能推銷掉？」

　　「不太清楚，」我說。「在我的朋友當中從來沒有幹過這類東西。我要打聽一下。」

　　我把樣品放在身邊保留了幾天以後，交還給了他。我說：「我打聽的人都不要。」

　　據我的觀察，這些黨徒自己並不吸毒，他們對此有嚴格的規矩。如果他們都是吸毒者，情況可能就不一樣了。他們的確有可能在試探我。事實上，你和這些傢伙在一起，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了你是搞搶劫，撈錢。

　　根據黑手黨的傳說，據說他們有禁止吸毒的法規。往日裡，搞毒品買賣賺不到大錢，他們不幹這一行。如今這買賣能賺大錢，什麼法規也就遺忘了。正如幹別的事一樣，黑手黨對於只要能賺到錢的事，沒有不幹的。

　　有一天早上，吉裡坐在店鋪後室的桌子旁邊，在一些表格上填寫什麼。

　　他說：「我有些申請表格要填。」

　　這些都是小型企業管理局借貸申請表。他對我說，他們在管理局裡有個夥計，負責借貸。因此，吉裡就填申請表，全是偽造，所有的欄目都胡亂填寫：喬·克拉普，是個廢品行販子，假公司，假地址。填好以後，他就交上去，局裡那個夥計就批准了。那時候，小型企業管理局勢頭很大，有各種各樣的資金。只要申請表填得合理，申請的數字不太高，不要引起人們注目，一般局裡不會作什麼大的改動。吉裡也就申請20，000美元這一類的數目。他們雇用的在局裡工作的那個傢伙就批准，給他20，000美元，自己拿5，000美元，吉裡拿15，000美元。

　　最大的問題是你用不著償還。因為申請表上填的內容全是假的，他們怎麼可能找到你呢？吉裡就這麼幹過幾次。

　　又有一天，我去了俱樂部，吉裡不在那兒。我問維尼：「人呢，都到哪兒去了？」

　　「吉裡和桂多有個追捕任務，」他說。「他們要找個人，要把他幹掉。」

　　關於殺人的事，你別問什麼。如果他們要讓你知道，他們就會告訴你。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要盡可能地得到情報。所以吉裡回來以後，我就問他：「你們到哪兒去了？」

　　他說：「我和桂多找一個人。」

　　「是不是有什麼事要幹？」我問道，好像以為要幹搶劫一類的事。

　　他漸漸地談到關於即將要幹的一樁搶劫的活動。我還想把話題繞到他們追捕的那個人身上，但是他不肯談。他不肯告訴我，這也不是什麼不正常的。我算什麼？那時候，我只不過是和他們才混幾個月的夥計，更不用說我還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你要是幹一樁什麼事，你也不會告訴任何人。

　　我不知道這次的兇殺是否下了手。懲罰人的事你不好亂議論。我在和黑手黨黨徒打交道的歲月裡，他們有時候也圍坐在一起，議論他們往日幹了多少工作——「工作」就是指兇殺。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從來不談論兇殺的某個具體人，也不談論即將兇殺的是什麼人。如果兇殺中出了差錯，他們稍後一些時候會坐下來作為談笑的話題。

　　有一次，我和勒菲蒂·魯吉埃諾一道出去，來到小意大利區他開辦的交誼俱樂部裡。他和一幫黨徒正在談笑一樁工作。他們要兇殺一個人，對這個人尾隨了一個星期，尋找機會下手。後來，他們得到通知兇殺取消，不要殺那個人，原來他們搞錯了跟蹤對象。他們差一點殺錯了人。他們把這種事視為人生最大的樂趣。「媽的，你猜怎麼著？我們跟蹤了一個星期，哪兒知道跟蹤錯了對象——哈，哈，哈！弄得我們每天晚上都跟著那個小子。這小子倒他媽的有點兒命大，是不是？哈，哈，哈！」

　　7月4日，是週末，吉裡要招待大家野餐。他在新澤西海岸那一帶有一幢房子，位於海濱山莊，離海濱有一個街區。他招待所有的黨徒，他們的妻子或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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