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23)

二三

　　我伸手揍了醉鬼一頓，他歪歪倒倒，從椅子旁邊栽倒下去。與此同時，弗茨揍了第二個，接著揍了第三個。三個傢伙一個接一個地倒在地下。

　　在場的人都轉身走了，因為黨徒與黨徒之間，誰也不想管別人的事。

　　我對酒吧招待員說：「你看到、聽到了，對吧？」

　　「對，對，」他說。

　　「因此，如果有人來問這兒的事，就說這個傢伙喝醉了酒。弗茨知道，怎麼與我以及我在紐約的朋友聯絡。」

　　後來獲悉，那個醉鬼是盧克徹斯家族的成員。消息果真傳到了紐約。事情也就平息下去。這件事有助於我的形象。

　　我和弗茨在邁阿密地帶閒逛，逛的地方大多有可能是黨徒聯絡的地點。這些地方有：斯尼基·彼特酒店、查利·布朗牛排餐館、董事俱樂部、托尼·羅馬酒店、金海岸酒店以及福特·勞得戴爾酒店。

　　但是我們並沒有套到大頭目，和他們談話。我一連幾個月，都在科隆坡和布拿諾家族之間、在紐約和佛羅里達之間來來往往、進進出出。

　　有一天晚上，我和弗茨到了福特·勞得戴爾酒店附近的一家夜總會，坐在酒吧裡。弗茨在那裡有許多熟人，他把我都向他們作了介紹：「這是紐約來的多恩。」他們都要到盥洗室吸可卡因。我待在酒吧裡，和幾個蹩腳的黨徒及他們的女朋友在一起閒聊。

　　這時候，有個傢伙從盥洗室那邊出來，往我這兒走，手裡拿著一隻開口的小瓶。他把瓶伸到我的面前，說道：「這兒，多恩。吸一口吧。」

　　我擊了他的臂膀，瓶子打飛了，弄得可卡因撒滿了一地。我抓住他的衣領，把他舉了起來。我說：「我不吸那玩藝，你沒必要送給我，再也別送給我了，永遠別送。我靠那傢伙賺錢，但是我從來不吸。我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

　　「可是你看你，你這是幹什麼，」他哇哇叫，「撒下的都是我的可卡因啊！」

　　「記下這次教訓，」我說，「你要他媽的昏頭昏腦，那是你的事。別拿到我這兒來現眼。」

　　我這麼做並不要表明我是個強硬的黨徒。但是像吸毒這一類的事，你在這一夥人當中不能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如果你有了第一次，或許你只要流露一下你是個常客，或者說一聲「待一會兒吧」，這就給人有了以為你是個吸毒者的印象。如果你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那就說明你處在為難的境地。你是想叫別人繼續向你提供。如果你說：「現在不吸」，接著仍然拒絕、拒絕再拖延，別人就會感到不解。這傢伙是怎麼回事？但是，你一開始就採取果斷的態度，我不吸，永遠不吸，這就完了，誰也不會再來找你。

　　有許多人有誤解，以為黨徒一夥人個個都是大酒鬼、大惡棍。一部分人是這樣——大部分是年輕人在吸毒，他們比年長的人所占的比重要大。可是有許多黨徒幹的你並不能都說有什麼不好。托尼·墨拉殺了二三十人，可是他只喝加蘇打的飲料。

　　作為一名隱蔽特工，儘管你是生活在一個虛假的世界裡，但是你所打交道的人仍然生活在現實世界之中。你還得遵循現實世界的準則。這些準則包括：你怎麼樣樹立自己的標準，自己的信譽，以及你的人品。我認識一兩個從事隱蔽工作的夥計，他們的確吸毒，只是因為他們以為那麼做就能打成一片，或是表明自己是堅強的黨徒。這實在是極大的錯誤。你做人的標準和個人的品格是不能妥協的。精明的黨徒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行為。你看上去像個什麼大人物，可是你沒有自己的思想，因而也沒有力量。

　　我不吸毒。正因為我是在幹隱蔽工作，我也沒有學著吸毒。如果我在外面因為工作需要而吸毒，我以後怎麼說服孩子不要吸毒呢？

　　我不吸毒還有一個原因，一個很實際的原因。作為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總有一天我完全要為我們參與的這些案件出庭作證。我不能撒謊。我不想以吸毒、酗酒或幹任何表明我缺乏人品和個性的事來損害我的信譽，以致冒著喪失信心的危險。

　　當時在關鍵時刻我沒有想到這些，那個傢伙遞可卡因給我的時候我也沒有仔細想過。我當即作出了反映，因為我幹隱蔽工作以前，我在頭腦裡就已經有了界線，明確了自己的首要任務和工作準則。

　　在任何情況下，我要完成我想幹的事。後來我參與到販毒活動中，誰也沒有為我個人輸送毒品。

　　有一次，我在邁阿密和弗茨一起工作了一周。我對吉裡及其一夥打了招呼，說我要到那兒去。但是我沒有回告他們要找我所撥的電話號碼。

　　事實上他們曾經要找我，因為他們正在準備幹一樁很大的買賣，要我參加。

　　他們在佛羅里達有聯繫。桂多對我說，他在佛羅里達幹了9年的販毒交易。尤其是在基·威斯特一帶，他在那裡的聯絡已發展到警察部門和該地區的律師事務所。維尼對我說，他有個朋友在斯塔藤島上有個苗圃，他在那裡種植大麻，面積很大。到了8月份收割以後，桂多就運到佛羅里達走私。

　　這一次他們得到了消息：福特·勞得戴爾酒店附近那裡有一幢房子，他們很容易得手25萬美元現金。行動只要4個人。他們和我沒能聯繫上，吉裡就和桂多、帕特希及弗蘭克合在一起。我回到紐約時，他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我。他們的搶劫成功了，但那是一場劫難。

　　他們在佛羅里達的消息提供者說，一位年長的夫人在保險櫃裡存放了現金和鑽石。桂多在邁阿密為幹此事買了撬保險櫃的工具。他們來到了這幢房子，亮出了偵探徽章，對那位夫人說，他們正在從事偵探工作，需要進屋。進去後，他們用手銬銬住了那位夫人。但是他們沒有看到保險櫃，也沒有25萬現金。

　　他們發現天花上有子彈穿孔洞，銀行存摺上表明：頭一天從保險櫃取出了大量的錢存在了銀行，剩下的現金不多。在他們除去了飛機票、搶劫工具及其他費用以後，出門時只有600美元。

　　原來提供的消息是準確的，但是為時已晚。後來那位消息提供者補充了事情發生的原委：那位夫人的丈夫已經死了，留下了25萬美元的遺產。他答應把大部分錢給他的侄子。可是那位遺孀不喜歡他的侄子，不想把錢給他。侄子來取錢，企圖威脅那位夫人。他掏出了手槍，對著天花板放了兩槍。可是，她沒有交出錢。第二天，她把錢存放在保險櫃裡，那正是桂多和吉裡去偷盜的頭一天。

　　「如果我事先知道了這個情況，」桂多對我說．「我決不會去幹那種事。」

　　吉裡從飛機場那里弄到1，200只女式和童式手錶。他把樣品帶到了店鋪。像以往一樣，他給了一隻給我，如果我能推銷，他就都給我推銷。那一只是樣品：石竹花牌。

　　與此同時，他已找到了一個有意向的買主。有幾個夥計對一部分贓物表示了興趣。第二天下午，我們待在後室裡，那兩個傢伙走了進來。

　　兩個人當中，有一個我認識。我隱蔽以前在汽車攔截小隊工作，兩年前他受控攔截而遭到逮捕。

　　我在紐約時，在街道上工作只幹了幾個月，似乎沒有逮捕幾個人。如果你逮捕過什麼人，一般說來你能記住這個人。我能記得他的面孔，還記得他的名字叫喬。正如任何惡棍一樣，他通常也能記得逮捕過他的警察。正好是這種事落到了你的身上。眼下就是這樣的局面。

　　他們介紹了我。喬認識別人，但不認識我。我注意他的表情，沒有什麼反應。我不打算找什麼藉口要求離開，因為他可能會因此而想起什麼。如果真是那樣，我想看看他有什麼反應，我會知道。如果我離開了，他想起了什麼，我回來可以打個埋伏。我注意他的表情，他的眼睛，他的手。

　　他們商談手錶，商談價格。我決定要和他搭話。有時候，如果壞傢伙對你感到緊張，他在談話中躲躲閃閃，只想回避你。我估計，如果我同他談話，我能知道他的反應——他要麼很隨便，要麼想回避和我談話。我要弄清楚，因為正好有個好機會，使我可以和他搭上腔。

　　「我想問一下，」我說，「電子錶你們能用得上嗎？」我帶了一隻，拿給他看。

　　「這表倒不錯，」他說，「什麼價？」

　　「你買的多，給你每只20美元。」

　　「我回去查查看，再告訴你。在哪兒能找到你？」

　　「我每天都在這兒，」我答道。

　　談話很正常，他的反應沒有什麼不自在。他們又談了一會就走了。整個談話時間大概只花了20分鐘。那傢伙根本不和我多談。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對此你毫無辦法，除非你振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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