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8)

八

　　我們又找到了令人滿意的兩輛卡迪拉克轎車。馬歇爾帶來了兩個小青年。他在場外瞭望，我和另外兩個年輕人截斷了鏈欄，潛入進去。

　　治安巡邏隊的車子開了過來。那位警察顯然注意到了在入口處的鏈子已經落下，因為他拐彎進了車場，還用聚光燈在那一帶四處照射。

　　我和另外兩個傢伙潛伏在車下面。一旦警察發現了我們，我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年輕人可能隨身帶著槍。那位警察或許也是個喜歡開槍的人。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景象：我會作為一名盜車犯就被打死在這輛車子下面。

　　那位警察在四周轉了大約5分鐘就走了。我們偷到了車，趕忙離開了這個鬼地方。

　　貝克在巴爾的摩偷到一個推土機，要我們交給萊克蘭的一個買主。我們就去把推土機放到平底尾車上往回拖。貝克說他正在簽飛機合同。他已經搞了一架雙引擎飛機飛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現在給另一個顧客搞了一架單引擎塞斯納①。

　　①　塞斯納（Cessna，Clyde Vernon，1879-1954）：美國飛行員和飛機製造家。他設計的各式180型單翼機簡單、靈活，被廣泛用作叢林飛機、護林飛機及救生飛機。1953年女飛行員G·莫克駕駛塞斯納180型飛機進行世界上第一次婦女環球單獨飛行。

　　我們把推上機運回到萊克蘭以後，我和馬歇爾偵察了小飛機場，看到那架飛機停在簡易機場上。時已夜晚，沒有人在那兒值班。駕機的是另外一個夥計，這天晚上我們把他也帶到了機場。馬歇爾上了飛機，打電話要飛機起飛，駕駛員就起飛了。我們無意要飛機飛往他國，因此我們事先提醒我們的人，他們已經同聯邦航空局作出安排，讓飛機改變航向飛往邁阿密。因此，那夥計起飛以後，我就打了電話過去，他們就叫駕駛員在邁阿密降落。為了不暴露我們的行動，他們利用了這樣的理由：懷疑這架飛機販運毒品。

　　有幾個車盜住在佛羅里達東北部城市代托納比奇。我們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到了那裡。他們和女朋友住的房子很小，很陰沉，還有兩個身穿菱花格子衣服的小孩在跑著玩耍。房子裡亂七八糟，除了鹹牛肉和啤酒以外，什麼吃的也沒有。

　　我和馬歇爾到外面買了一大堆食品，其中包括孩子食品。他們給孩子吃東西，我就忙著給大人煮實心麵條，裡面還有醬油、麵團。香腸和辣椒。那個星期天下午，我們和盜賊以及他們的女朋友及孩子在一起大吃了一頓。

　　由於我們始終有任務，所以5個月內我只回家了兩次。這不僅造成家裡的分散，還因我的行動使家裡的經濟拮据。

　　那時候，所有隱蔽工作的特工開銷是按日計算的。除此以外，你還得付旅館費和膳食費。錢從來就不夠用。和這幫盜賊常常在一起，我有支票，常常是用我自己的錢。我給家裡經常打電話。由於安全方面的原因，住在旅館裡我不想留有任何電話號碼，因此每次打電話都是對方付費，而我又不能向家裡償還。因此我終止了那種做法。日積月累起來，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開銷。有時候，我只好叫妻子電匯錢來，因為我用完了現金。看到家裡的錢這麼花掉了，我妻子當然不高興。在這次活動中，到結束時我總共花掉自己的錢有3，000美元。可是，我不能停下手裡的工作就開支問題同辦公室爭辯。

　　辦公室對任何開銷的收據有嚴格的政策。那次顧客買懷特牌集裝箱貨運列車時，我有點慌亂起來，因為他們要我們調換旅館。我一天就有了兩張旅館帳單。我提出要求報銷，可是局裡的會計檢查官拒絕了我的要求，因為明文規定一天只能報一個旅館房間。我劃清了界限，斷然拒絕掏自己的腰包。我解釋說，幹隱蔽工作的實際情況是怎麼回事，花費並不總是與常規完全相一致。後來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我每週得到了一大筆錢，怎麼用由我視情而定。

　　問題是，這種延伸打入對方的隱蔽行動，對任何人都是陌生的。

　　1976年2月，聯邦調查局和佛羅里達公路巡邏隊逮捕了貝克及其全體同夥——共有30人，並且從佛羅里達、馬利蘭、南卡羅來納、賓夕法尼亞、密蘇裡、阿拉巴馬、喬治亞和弗吉尼亞這些州找到了被偷的汽車價值達100萬美元。他們說，這是他們查獲的最大的、戰果最輝煌的盜竊集團之一。

　　審判進行了兩個多月。在查捕這夥盜賊中，馬歇爾提供了合作，並作了證詞，因此他受到了聯邦政府的《證人保護法》的保護。他和他的一家重新安頓在一個保密的地方，並且得到了新的有關證件。

　　我得到了聯邦調查局局長克拉倫斯·M·凱萊頒發的嘉獎令，對我的工作給予表揚，另外還獲得250美元獎金。

　　更有意義的是一位辯護律師給凱萊局長的一封信。信中寫道：「皮斯托尼先生……作為證人，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隱蔽活動中，他顯然工作得卓有成效。尤其可貴的是他表現了坦率和真摯的品質及其奉獻精神。」

　　作為敗訴的一位辯護律師，竟然不吝時間寫了這樣一封信，真使我心花怒放。

　　我回到紐約，返回到車輛攔截小隊。可是，這次隱蔽活動的成功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向了黑手黨。

　　第三章運籌帷幄

　　聯邦調查局終於在考慮長期潛入的行動計劃——所謂長期，也就是說6個月。對於盜竊重型裝備一案打入的成功，使人們相信：用一名特工潛入進去，比單純從匪徒內部爭取一名知情人，效果要好。

　　我在紐約的督學員蓋伊·貝拉達，自從退休以來就想再搞一個長期隱蔽的行動計劃。他負責我所在的車輛攔截小隊的工作。

　　在1976年春季開始的時候，我們常常在一起開會，自由討論，大家有了這樣的看法：要滲透進高層次買賣賊贓的集團組織裡——滲進盜竊財產的高層次集團之間。這些人都與黑手黨有聯繫。我自然要與攔截小隊聯繫。你得到了攔截報告，就要調查。是誰肇事，貨物放在什麼地方，由誰在看護。我們的目標是嚴格追蹤高層次集團。他們常與黑手黨打交道，參與分財，瞭解內幕，並進而分配財產。這一夥人當中，有的開了旅館或酒吧或商店；有的實際上就是黑手黨成員，他們本身就是自命不凡的黨徒。

　　大家決定採取單人隱蔽的方式，並且選中了我來幹，因為我剛剛成功地幹了一回，因為我瞭解攔截方面的情況，還因為我熟悉街道社會。

　　還有，我是意大利人，這並非不重要。這使我會適應我們即將調查瞭解的那種類型的人。因為那些人即使本身不是意大利人，但他們打交道的卻是意大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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