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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我啼哭,我完全癱了,我根本不能再想。這不是很自然嗎?」

  「那您丈夫呢?」

  「我將他拖到樓上後,他躺在床上,他的眼睛上蓋著一塊濕毛巾。」

  「他沒對您說過誰是作案人嗎?」

  「沒有。我不認為……」

  「什麼叫:我不認為?」

  「我的神經崩潰了,什麼也聽不到了。當嚴項說什麼的時候——我什麼也聽不到了。」

  「那您為什麼早晨6點半才給醫生,然後給兇殺偵緝處打電話?」

  「我已經向您解釋三次了:我丈夫要我這樣辦。」

  「在這種不反抗的情況下,您也聽從您的丈夫嗎?而其他人的妻子都會……」

  「其他人的妻子沒有與嚴項結婚!我在我的婚姻中學會了尊重他的意願。」

  「即使關係到生與死,也是這樣?您的丈夫或許會因傷而死。」

  「您能猜測『人的心態』,普羅布斯特先生?」

  「我相信我瞭解人。我與人打交道的時間夠長了。」

  「你是作為警察,不是作為妻子。嚴項在我們婚前向我表白了他的生死觀。在這以後他才問我:儘管這樣,你還是願意做我的妻于嗎?」

  「為什麼儘管這樣?」

  「他愛生,可是他不怕死。這種想法與我們歐洲人完全不同。他認為死並不是不幸。即使失去了他的雙眼,他也像丟了一個戒指一樣能夠忍受。『我一說,你就喊醫生和警察,』——這是他的命令,我就服從。我是個瑞士女人,可是嚴項要使我在精神上成為他的女人。這您能理解嗎?」

  「很難。」PP翻看嚴太太先前的陳述筆錄。「您放棄了您自己的意願?」

  「是的。」

  「為什麼?」

  「或許因為我是個守舊的人——我愛他!我把我的生命託付給了他。他主宰我。」

  「啊,上帝!這可是在婦女解放的時代。」

  「我表示同意——我極其守舊。這已經過時了!或者說得更貼切點:我在精神上已變成了守舊的婦女。」

  「我們現在不要大談精神分析學。問題是兩個時間不對頭!您的丈夫不是兩點半左右遭突然襲擊的,服務員也不是在這之前不久遭殺害的,而是在23點後不久!兩個證人已經說了,那兩個男子是在飯館打烊前進入荷花飯店的——一個華人和一個跛得厲害的德國人。我們正在追捕這兩個人。您丈夫當真沒對您說……」

  「我丈夫什麼也沒說。」安格拉將兩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您可以向我丈夫詢問這兩個可能作案的人。」

  「他說他沒看到。」

  「那也對。我丈夫為什麼要說謊呢?」

  「您將來怎麼打算?」

  「我等到我丈夫出院。」

  「您繼續掌管飯館?」

  「不。」

  「那麼以後呢?」

  「我們將把荷花飯館賣掉。」

  「賣給什麼人?」

  「賣給對此感興趣又最肯出價錢的人。」

  「賣了以後呢?」

  「我們就遷出慕尼黑。」

  「回瑞士?」

  「不。我們或許到巴哈馬群島定居,或者在佛羅里達。這由嚴項來決定。」

  「您害怕,不是嗎?」

  「我們想平平安安地度過我們的餘生。一個眼睛被挖掉的人還能指望什麼?」

  「要復仇!」

  「向誰?找到兇手是您的任務。如果您找到了他們,那麼德國會懲辦他們。我們現在只求安寧、安寧、安寧!」

  由此可見,這次訊問也沒有任何結果。彼得·普羅布斯特結束了這次談話,讓安格拉走了。這毫無意義,他自言自語。她知道的多得多,她肯定知道的多得多,可是她什麼也不說。跟往常遇到的三合會兇殺案一樣:害怕使舌頭喪失了功能。我們是在用光頭撞厚厚的城牆。在這種情況下磚頭不會破碎,只有我們的腦袋才會開裂。那我們可要倒黴了——儘管我們將邊境封鎖起來,可是與犯罪組織有聯繫的人會像螞蟻一樣從每個縫裡往裡鑽。

  我們能用什麼辦法來對付呢?

  毫無辦法。

  PP唉聲歎氣。他想起設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州刑事偵察局刑事犯罪偵緝處處長約瑟夫·蓋斯德弗爾在一次情況彙報會上說過的話:

  「我們認為在德國幾乎每個華人開的餐館老闆都必須向三合會交保護費。問題只是:我們對此一點也不知道。他們不顯眼,遍地都有,簡直抓都抓不住。現在意大利黑手黨在其組織方面發生了動搖,而各種三合會的活動在我們這裡卻在急遽增加。」

  光在慕尼黑就有78家華人開的飯館,而且經常還有新的開張。14K控制著所有飯館——對警察來講是看不到的——這正像它控制著藥材買賣、賭博和賣淫一樣。誰不屈服14K,就會被殺掉。不僅在慕尼黑,甚至在漢堡、法蘭克福和柏林,犯罪偵緝部門都像面對著一堵牆。慕尼黑警察總局刑事高級專員卡爾—海因茨·胡貝爾曾經清楚地說道:

  「我們在這些商人身上認識到了沉默真正意味著什麼。他們微笑,可是他們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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