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品官(72)_孔薩利克

七二

　　「我究竟交什麼錢？我不欠錢。」

　　「嚴先生，這沒意思，您拿我當了半個呆子。我是與犯罪組織進行鬥爭的偵緝處的頭頭。您一點也不要欺騙我。可是如果您現在和盤托出，您就能幫助自己和幫助您的許多同行……」

　　「我不知道您說的是什麼，警官先生。」

　　「現在您竟然還要說，您不知道三合會會員是什麼！」

　　「這我當然知道——可是我與他們毫無關係。我不認識三合會會員。」嚴項將頭側過去靠到他妻子的大腿上。「我累了。我想躺下。」

　　「可以理解。我們送您去醫院。」

　　「不。」

　　「要去。我們從公務角度這樣安排您！出於安全方面的原因。我擔心三合會繼續迫害您。您從現在開始就在警察保護之下。」

　　「我不是三合會的犧牲品！」嚴項的聲音高而有力。他的妻子將他的頭按在她的懷裡。她又哭了——因為絕望，因為束手無策，因為害怕。「我呆在我家裡！」

　　「我的看法不同，嚴先生。」PP向門口示意。兩個抬著擔架的醫護人員走進起居室。「在這種情況下，這是有決定性意義的。警察將保護您。」

　　「我不需要警察！」

　　「那我答應您：我們要抓到這個或這幾個作案人！」

　　「我不信。」嚴項沒有反抗就讓兩個醫護人員從沙發椅中抬了起來。「您永遠抓不到他們！」

　　「啊！為什麼不能？」

　　現在我有了他，PP很高興。現在我終於有了他。然而嚴項的回答又使他無可奈何。

　　「為什麼？因為他們是隱身的——像在我這裡一樣是隱身的。」

　　兩個醫護人員將躺在擔架上的嚴項抬出去。他的妻子跟著他，仍然抓著他的手。

　　當彼得·普羅布斯特一個人在房裡時，他大聲地、發自內心地說道：「扯蛋！」

　　在13處，人們在整理兇殺偵緝處的偵查材料和檢驗鑒定。如PP所說，這是令人丟臉和沮喪的。

　　「鏈條最薄弱的一環」——安格拉·嚴表現得比假定的還要硬。她沒有被瓦解。她聽從她丈夫的。她不瞭解三合會。她在六星期前才隨她丈夫從瑞士來到德國，在瑞士——聽起來完全可信——她從未聽到過這個名稱。如果六年以來嚴項不是已經在拉珀斯維爾開玉花園餐廳，那或許還可以相信她。這個餐廳現在租出去了，為的是在慕尼黑開這家新飯館。

　　「在蘇黎世有一個非常活躍，但非常隱蔽、幾乎無人談論的三合會支派，」彼得·普羅布斯特在形勢討論會上說道，「它直接由阿姆斯特丹總部領導，但不屬14K，而屬大圈幫三合會。這個幫會在加拿大、美國、泰國、菲律賓、日本、澳大利亞和荷蘭建立了一個到目前為止成員數量仍然未知的龐大組織。它是14K的一個強大競爭對手。有可能是14K對嚴項進行報復，因為他在瑞士交保護費，而在慕尼黑卻拒交。甚至可能他繼續向瑞士三合會交，而且在慕尼黑也依此辦理。各三合會之間沒有『雙重納稅協定』。每個人都必須向他所在地的三合會交錢。嚴項倒黴，有兩個『保護者』。他很不聰明，沒把14K看成是更強大的保護者。現在他知道了！而且他妻子也知道了。她像所有驚慌失措的人一樣沉默，因為她知道三合會的一些辦法。換而言之，」PP用拳頭擂桌子，「跟奧林匹亞公園兇殺案一樣：我們無能為力！可是有一點始終是肯定的：14K現在比以往行動得更快、更殘忍。」

　　第二天各報紙和電視的報道短時間內就使居民驚起了。可是實際上只持續了很短時間——第一，蒙難者是異國人，即外國人；第二鮑裡斯·貝尼克輸了一場網球，此事對德國人的刺激更大。

　　不過，關於哈爾拉亨兇殺案的報道確實起了作用。荷花飯館的兩個客人作了舉報。盧茨·貝尼克立即給PP打電話，他們一道做了筆錄。

　　我叫埃貝哈特·德倫勒爾，我的職業是建築師，39歲。家住哈爾拉亨。荷花飯館開業以來我就是常客，因為那裡的飯菜一流，而且環境不錯。這天晚上我和弗裡茨·施梅爾策先生是最後的客人。我們還想將我們的啤酒喝光，然後再走。在大多數情況下，飯館將近11點時關門。在我們打算動身前不久，有兩個人走進飯店：一個中等身材的亞洲人，很有可能是香港人；另一個是德國人。他身材高大，穿著黑色西服，看上去很有修養。他的頭髮是白色的，有些鬈曲，給人莊重的印象。他們與服務員說話。說什麼，我們聽不到。後來我們站起來就走了。這兩位先生還在那裡與服務員說話。

　　PP：您覺得這兩位先生有些什麼特別的地方？

　　德倫勒爾：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然而對了——白髮人跛得厲害。他可能裝的是假腿。另一個人沒有什麼引人注目的地方。

　　PP：也就是說，兩位先生仍然留在那裡嗎？

　　德倫勒爾：是的。可是，因為11點左右關門，想必他們後來也走了。他們的樣子絕對不像兇手，倒像是生意人。

　　PP：服務員荊興什麼表現？

　　德倫勒爾：像平常一樣，很客氣。我們大家都喜歡荊興。他是個好服務員。他的死使我們震驚。誰會對殺害他有興趣呢？什麼目的？從飯館裡偷什麼東西？晚上的營業現金？

　　PP：什麼也沒丟！錢還在那裡，所以肯定不是搶劫。

　　德倫勒爾：那麼報上說對了——這與三合會有關嗎？

　　PP：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感謝您，德倫勒爾先生。弗裡茨·施梅爾策先生的筆錄：

　　我叫弗裡茨·施梅爾策，41歲，職業出口商，已婚，兩個孩子。家住哈爾拉亨。我可以證實德倫勒爾先生所陳述的全部內容。情況完全如此。一個外國人和一個白髮的德國人進來，五分鐘後我們出去了。對的，德國人走路一跛一跛的。其他我什麼也不知道。

　　PP：那麼有可能是兩個遲來的客人？

　　施梅爾策：照我看——當然。兇手的樣子看起來不同。

　　PP：兇手究竟必須是什麼樣子呢？

　　施梅爾策：（很尷尬）這我不知道，高級專員先生。可是第一印象是這樣的。

　　PP：那個外國人呢？

　　施梅爾策：像德國人一樣莊重。

　　PP：您肯定，你們離開是23點？

　　施梅爾策：對的，完全正確！我還對德倫勒爾說：「我們現在走。已經11點了——天氣這麼熱，荊興忙了一天后也要睡覺了。」

　　PP：天氣這麼熱！兩位先生穿著黑西服，您不感到奇怪嗎？

　　施梅爾策：不，為什麼？他們很可能從劇院出來，從歌劇院或這樣的地方出來，然後到那裡喝啤酒，我們中的許多熟人都是這麼幹的。

　　PP：我感謝您，施梅爾策先生。

　　筆錄結束。

　　彼得·普羅布斯特將兩個筆錄向他的同事們讀過以後，又將它們放回他的檯子上。在他仰視時，他看到了一些不知所措的臉。他點點頭。

　　「我們沒有線索、沒有有用的陳述，而且嚴項守口如瓶。跟以往一樣。只有一個線索——如果它算一個——可以叫人感興趣：服務員荊興必須在23點後不久就關門。我們假定，這兩位高貴的先生是作案人：一直到淩晨兩點半前後，荊興在跟他們幹什麼呢？這個期間他被殺害——如果我們相信嚴項和他的妻子所說的時間，可是女法醫還有可能將這弄清楚。這說明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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