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130)_歐文·華萊士

一三〇

　　「有80多歲了，戴副眼鏡，臉上皺紋很多，駝背，大約和你一樣高。這就是羅伯特·萊布朗。有印象嗎？」

　　喬利奧很委屈地說，「很抱歉，可那麼多人怎麼能……」

　　蘭德爾記起了別的什麼事情，「慢著，有一點你肯定留意過，他的步伐，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很久以前他失去了一條腿，就裝上了一條人造的。」

　　立即，喬利奧眼睛一亮，「有一個這樣的人！我不知道他是法國人，因為他說得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語，他是一個地道的羅馬紳士。但他不叫萊布朗，實際上，我不知他的真名，他告訴我們什麼我們就知道什麼。當他喝多了酒時，他就打趣，告訴我們他叫托蒂，恩裡科·托蒂。這是一個本地的笑話，你懂嗎？」

　　「不懂。」

　　喬利奧對他解釋道，「你駕車進入波格斯花園，穿過停車場，就會看到許多塑像，其中有一個，方方正正的石頭基座上矗立著一尊高大的男人英雄赤身的雕像，這個男人只有一條腿，斜倚在一塊岩石上，一條腿向外伸直，另一條腿的餘部在岩石上歇息。基座上刻著恩裡科·托蒂。這個名叫托蒂的男子，儘管只有一條腿，還自願報名加入意大利軍隊參加奧匈戰爭，他理所當然地被拒絕了。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請求，他們不再拒絕了，就把他帶去加入了意大利軍隊，他戰鬥得很勇敢，成了英雄。所以我們的這個一條腿的顧客開玩笑說許多年前他是個英雄，他的名字叫托蒂。所以，這是一個唯一的名字。」

　　「托蒂？」蘭德爾說，「嗯，念起來與萊布朗一點兒不相似，是嗎？可能他有許多名字，」他看到喬利奧咧開嘴露齒而笑，他想知道為什麼，「喬利奧，怎麼了？」

　　「還有一個名字，我剛剛想起來，真蠢，只是……」

　　「你是說這個托蒂還有別的名字？」

　　「我真蠢，太蠢了。那些在街面上混的女孩兒，你知道，他們給他取了這個名字，因為他很窮且惹人憐憫但又聰明地裝出一副優雅的樣子。他們叫他——」喬利奧咯咯地笑著——「Duea Minimo，意思是空空公爵，這就是她們取笑他的名字。」

　　蘭德爾興奮地抓住班頭的胳膊，「就是這個名字，這就是他的另一個名字，托蒂——空空公爵——羅伯特·萊布朗，這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很高興，」喬利奧說。他想要的那3000里拉的小費保住了。

　　「他還來多尼咖啡廳嗎？」蘭德爾想弄清楚。

　　「哦，是的，很忠實，幾乎每個天氣晴朗的下午都來。下午5點鐘他就準時來吃甜點心，喝波諾德酒或聶葛羅尼酒，然後開玩笑，讀報紙。」

　　「昨天他來過這兒嗎？」

　　「昨天我沒在他來的時候值班，儘管今天我在。我給你找一下。」

　　喬利奧走到站在較遠地方的3個侍者旁，問了他們幾句，其中兩個笑著不住地點頭。

　　班頭返回來，微笑著，「是的，這個托蒂——你說的萊布朗——昨天按慣常時間來了一個小時，很有可能，今天下午5點出現。」

　　「太棒了，」蘭德爾說，「真是太棒了。」他又從錢包裡翻出一張5000里拉的支票，塞給不知所措、大喜過望的班頭說，「喬利奧，這對我很重要。」

　　「請……謝謝你，先生，非常感謝，只要我能做，我會很樂意效勞。」

　　「請這樣辦，我想在4點45分時坐在這裡。當托蒂——或萊布朗——來時，替我把他指出來，餘下的事我來做。如果他湊巧來早了，給我房間打電話。我就呆在錦花大酒店。我叫史蒂夫·蘭德爾。你不會忘了吧？史蒂夫·蘭德爾。」

　　「我不會忘記你的名字的，蘭德爾先生。」

　　「還有，喬利奧。我們的朋友萊布朗——每天他怎麼來這兒呢？我是說，是坐出租還是走來呢？」

　　「他總是步行來。」

　　「那麼他一定住在附近，住在近處。拖著條假腿他是不會走太遠距離的，是嗎？」

　　「對。」

　　「好了，」蘭德爾站起來，「感謝這一切，喬利奧。四點三刻見。」

　　「可是，先生，你的檸檬果汁？」

　　「都是你的，是我贈給你的！今天的甜點心我早已吃過了。」

　　他在錦花旅館五層的套房裡度過了焦慮不安的5個鐘頭。

　　他試圖不去想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他把衣箱放在床上，打開，取出自己的通信記錄。在靠近房間唯一的窗子邊的一張玻璃面的桌子上，他試圖把自己的思緒集中在這些信件上。

　　他寫了一封作為兒子的例行公事般的信給在奧克城的父母，其中提及了他的妹妹克萊爾和舅父赫爾曼。又寫了一封短信給自己在舊金山的女兒朱迪，信中的關於遊覽的篇幅遠遠多於關於父親對女兒慈愛的篇幅。他又著手寫一封給「萬象暴光社」的麥克洛克林的信，信中解釋說由於某種無法控制的情況——蘭德爾集團公司不能接受他那項業務了，但信沒寫完他就將它撕掉，扔進了廢紙簍。

　　由於他再次疏忽了與他的律師寫信，所以他考慮給紐約的薩德·克勞福德打個電話。儘管一點也不餓，但還是叫來服務員訂了一份清淡的午餐。但是端上來的卻是蘑菇燉雞加番茄醬、胡椒。這些東西由於自己不斷增長的焦慮連一半也沒吃完。

　　他本想讓安傑拉知道自己仍在羅馬，最後還是決定不打電話，因為如果那樣，他就會不得不再撒謊，不然會使她內心充滿憂慮的。他也考慮過給在阿姆斯特丹的喬治·L·惠勒打個電話解釋自己缺席的原因，因為《國際新約》發行宣佈日6天后就要來到，但他打定主意推遲這個電話——惠勒難免要發火——直到他碰到羅伯特·萊布朗。

　　儘管他努力不去想萊布朗，但發現無濟於事。他在旅館房間裡踱著步直到他弄清楚腳下的波斯地毯每個花樣的每個細節、大理石面寫字臺上的每條裂縫以及自己面容上每一條皺紋——因為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梳粧檯上橢圓形鏡子裡看見自己映出的臉部。

　　兩個多星期以前，他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次復活」的總部去幹一件至關重要的事，為的是領教信仰的意義。然而，他已化了自己一半的時間，是要把自己可能相信的事物徹底摧毀。

　　就這樣，這一切都是從博加德斯的那個所謂的致命的錯誤引起的。或許正如安傑拉和其他與自己接近的人所指出的那樣，這種錯誤的生長完全是自己的多疑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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