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28)_歐文·華萊士

二八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一，6月10日

　　那是第四天，也就是昨天。他和惠勒及內奧米·鄧恩就以前的新《聖經》是如何準備出來的進行了幾小時的問答，他們又向他灌輸了《國際新約》是如何籌備的。長時間的對話使他十分疲倦，在晚上的宴會中又喝了太多紅酒和蘇格蘭威士忌。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二，6月11日

　　今天，他將第一次瞭解阿姆斯特丹「第二次復活」行動的組織結構，他們會簡要向他介紹明天在倫敦英國博物館將會見的專家，阿姆斯特丹的工作人員及其他為了公關而可以自由造訪的巴黎、美因茨、法蘭克福和羅馬的專家。

　　「史蒂夫，你的蛋快涼了！」達麗娜又喊。

　　他把最後一天的活動安排扔到一邊，翻身下床。

　　「這就來，親愛的！」他喊道。

　　海上的最後一天開始了。

　　到了午後，他們三人搬到戶外，還在繼續聊著。他剛才看到達麗娜和一個色迷迷的匈牙利人打乒乓球。現在，蘭德爾靠在椅墊上，惠勒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內奧米在第三張椅子上坐著，身上蓋了一條紅色的毯子，還在抖動。

　　他們已經在北大西洋上，離英國越來越近，海面除了偶爾幾個小浪外，海水是平靜的。在他們上空，太陽被幾片烏雲遮住，風也涼起來了。蘭德爾瞪著地平線，被大船船尾拖著的白色痕跡弄得昏昏欲睡。他木然地盯著旗杆，很奇怪為什麼沒有法國的三色國旗，然後又立刻想起船隻有在港中才升國旗。後來，蘭德爾努力集中思想聽出版商說話。

　　「那麼你現在至少對我們阿姆斯特丹總的情況有個大致的瞭解了，」惠勒繼續說，「目前這一階段我們最關心的也是我要強調的問題是安全問題。再想想我們的周圍環境，在阿姆斯特丹最繁華的廣場有一個豪華大飯店，克拉斯納波斯基，正對著皇宮。『二次復活』行動在克拉斯納波斯基五層中就整整佔用和控制了兩層。我們裝修了那兩層後就搬了進去。我們五個人導演了這一行動計劃——五位出版商——德國的埃米爾·戴克哈德博士是我們的組長，大不列顛的特雷弗·楊先生，法國的查爾斯·方丹先生，意大利的盧吉·蓋達先生，還有你面前的美國喬治·L·惠勒——我們還得把那兩層完全密閉。可是除了我們那兩層，它畢竟還是個公共旅館。史蒂夫，相信我，我們一旦準備充分了，就著手改版了的新約印刷工作，我們要在安全問題上花費很多時問。如何填補漏洞，如何改進弱點以及如何預測出所有潛在的危機都是艱難的工作。」

　　「你到底有多大把握？」蘭德爾問，「克拉斯納波斯基飯店絕對安全嗎？」

　　惠勒聳聳肩。「我想是吧，我希望是。」

　　內奧米往椅子上端挪了挪。「史蒂夫，你會發現惠勒先生在對待這類問題上總是過於謹慎與悲觀。我可以告訴你，我目睹了克拉斯納波斯基改裝的全過程。那簡直是天衣無縫，就如堡壘般絕對安全。事實上整個過程在那個飯店中進行了20個月，外面的人沒有一個知道裡面在進行的巨大工程……惠勒先生，您應該告訴史蒂夫您的安全記錄——沒有給新聞界透露一個字，沒有把這一消息賣給任何一家電視臺和電臺，甚至沒有對當代一些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漏一點口風。」

　　「是這樣的，」惠勒表示同意，同時抓抓脖子。「但是，在我們接近尾聲的這關鍵的最後兩個月裡，我還是擔心。保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雖然我成立了最有經驗的私人安全隊，所有的士兵和便衣都曾在美恩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國家的安全部門工作過的人，該隊隊長由曾為國際刑警軍官的荷蘭人赫爾德林探長擔任，我還是擔心。我的意思是，我們曾被謠言中傷，外界給我們施加了巨大的壓力，新聞界和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正千方百計要打聽出我們所要做的事情。」

　　蘭德爾聽到一個被提了兩遍的詞——「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蘭德爾說：「我還認為所有的神職人員都會無一例外地想與你們合作，對這一消息保持緘默直到最後一刻呢。當你們的新聞問世後，神職人員也會和公眾一樣受益的嘛。」

　　惠勒向海面望去，想了一會兒。「你聽說過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外斯特科克的主教梅爾廷·迪·弗魯米嗎？」

　　「我看過關於他的一些材料，」蘭德爾想起了在橡樹嶺與湯姆·柯羅的談話，「我家鄉的一位朋友也是牧師，他非常崇拜迪·弗魯米。」

　　「可我就不崇拜他，我與他的看法正好相反，那些年輕的土耳其神職人員想要推翻傳統教堂，把它變成為社會工作而設的社區和披著忠實的基督教外皮的魔鬼，他們是迪·弗魯米的支持者。他在荷蘭改革的教堂中很有勢力。我們的飛揚跋扈迪·弗魯米——飛揚跋扈是他的外號——他的爪牙無處不在，他努力要影響整個西方世界的天主教方向。他是我們最大的威脅。」

　　蘭德爾給弄糊塗了。「他為什麼會對你們構成威脅呢——對一群要出版一本再版新約的出版商？」

　　「為什麼？因為迪·弗魯米是學形式批判主義的，受德國理論學家魯道夫·布特曼的影響的。迪·弗魯米對福音作者們所描寫的事情持懷疑態度。他相信新約是憑空捏造的，故意把事情描寫得很神秘——把水寫成酒，迎合大眾口味，復活，升天——而這些在現代科學家看來是毫無意義的。他相信對耶穌的歷史無處可查的，他對耶穌的存在不屑一顧，他甚至提出耶穌可能是基督教為傳播新的啟示而發明出來的，對現代人來說只有啟示本身才有意義。」

　　「你是說迪·弗魯米信仰的只是基督教的教義嗎？」蘭德爾說，「他用那些教義能幹什麼呢？」

　　「按迪·弗魯米自己的話來說，他想要一個集社會性和政治性於一體的教堂，該教堂主要還是對我們自己的生命感興趣，而反對天堂之說，拒絕把基督看作是救世主，也排除盲目地忠誠。他還說了很多，你不久就聽得到。僅以這你就可以看出迪·弗魯米會怎麼看詹姆斯寫的福音書及彼得羅納斯的羊皮書，及我們這本披露一位真正基督的整本《國際新約》。迪·弗魯米會立刻看到我們的新啟示將使教堂堅定內部制度及傳統信仰，並且會讓動搖不定的神職人員及信徒們放棄宗教激進政策而重新回到老教堂中。這有可能使迪·弗魯米不能實現其雄心壯志並且迫使他停止基督教會的革命。」

　　「迪·弗魯米知道『二次復活』這一行動嗎？」蘭德爾問。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懷疑我們在克拉斯納波斯基飯店進行著什麼事。他有很多間諜，比我們安全隊的人數還多。我們只能肯定，到目前為止他還不瞭解我們所發現的細節。如果他知道了，我們應該在幾個月前就有所聞了。他一定會在我們把整個故事和證據公佈於公眾之前就攻擊我們。可現在，一天比一天更危險。因為《新約》印出來後，有多餘的，其中一些就有可能在我們正式發行日以前落入迪·弗魯米之手。如果發生了這種事，他可能不擇手段地傷害我們——也許會毀了我們，給新聞界或迪·弗魯米一點點口風都會毀了我們。我之所以告訴你這些，史蒂夫，是因為一旦迪·弗魯米知道你和我們在一起，你會成為他的主要目標之一。」

　　「他從我這兒什麼也得不到，」蘭德爾說，「沒有人能從我這兒得到任何東西。」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你每天每分鐘都得保持高度警惕。」惠勒又陷入了沉思。「讓我想想我有沒有落掉什麼事情沒告訴你，有沒有把你該知道的有關『二次復活』都告訴你。」

　　結果，惠勒忘了說的事又讓他說了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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