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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他的表指向了十二點五十分。他環顧了一下房問。屋子裡給弄得一片狼藉。他忍著背部仍在發作的一陣陣的抽搐,緩慢費力地把東西歸於原位。他把衛生間裡的小地毯拿來蓋在廚房門前的血跡上。他把放電話的桌子推回去。他抓起兩隻盤子和兩隻杯子,並把它們放在桌上。他把打壞了的花插在花瓶裡。他在衛生間裡花了點時間整了整頭髮,拉直了制服。他的臉色潮紅,但並沒有留下什麼傷疤。剛才他沒有殺掉其中一個傢伙真是幸事。要殺他其實是輕而易舉的事,不假思索就能辦到。

  一點鐘時賈絲汀還沒有到。也沒有電話,而巴紮克也檢查了電話,確信它沒有壞。他一直等到一點半,然後返回了五角大樓。

  辦公室給了他與以往不同的感覺。止痛藥產生的輕微的暈眩使他覺得周圍不怎麼真實。他的世界忽然變得脆弱,並充滿了威脅。他坐在辦公桌旁,試著去思考。早先他所感覺到的那陣恐懼竟留在腦海裡,揮之不去。他集中注意力,試圖回想過去的兩周中他所有打過的電話以及所有對賈絲汀說過的話。他想像著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它會把自己置於多麼危險的境地。如果這些人認為紮克在出賣他們,那是沒有和他們解釋的餘地的。他想到了細瑟的屍體和關於賴利的傳聞。他想起了漢森。這都是些嗜血如命的人。

  他能信任誰呢?他想到了聯邦調查局,那些自命不凡,愛發號施令的傢伙。也許他們對福斯滕的懷疑都是捕風捉影,而該調查行動只是一起政治迫害。也許塑料袋裡的竊聽器並不是真的在紮克寓所裡發現的,而只是讓他就範的一個把戲。所有的調查官員在工作中都總要說謊。聯邦調查局為什麼就不會為此事扯謊呢?

  紮克把這些問題在腦子裡翻來覆去地想了一會兒。

  這些想法都站不住腳。那麼重大的調查不會是什麼黨派間的傾軋。不可能。他相信在寓所裡遇到的特工。他恨自己相信他們,但事實就是這樣。那麼現在怎麼辦?他不能逃之夭夭。他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逃跑。而且不管怎樣他還不能肯定危險離自己有多近。他什麼也沒對卡斯托裡說,而他自己的打探活動也是為了駁斥卡斯托裡的指控。他還沒有做過什麼或知道什麼而足以讓他們來殺自己。沒有人會……

  當紮克的思路轉到了賈絲汀時,他猛然坐直了。她為什麼沒有出現?這其中有什麼關聯嗎?上一次她在他住處還是一星期前。那時竊聽器在不在那兒呢?如果福斯滕的人知道了他們的事,他們會把這消息告訴謝爾曼嗎?如果會,謝爾曼會怎麼處理這條消息?對付賈絲汀,對付紮克。

  紮克一把抓起電話撥起號來。他又停下,看著聽筒。不,他不能用這個電話。他站起來奔到斯坦·鄧肯空無一人的小單間裡。他撥通了賈絲汀的工作電話。他聽到的是她留言的聲音。他試著往賈絲汀的家裡打。接電話的還是答錄機。

  他坐回到自己的辦公桌旁,他的焦慮在逐漸增加。她為什麼沒有打電話來取消約會?到底在發生什麼鬼事?各種自相矛盾的想法和衝動使他心亂如麻。他需要抓住一個頭緒來把事情想想清楚。

  他想到了聯邦調查局,想到了那個可憐的上尉,頭中兩彈橫屍於亞曆山德裡亞街頭。與調查局合作看來是個非常非常糟糕的主意。如果他們失去了漢森,他們也能失去紮克。不過,無動於衷、無所事事看來也不可能。說到底,他是對總統和憲法效忠的。在所有這些中,那是唯一簡單明瞭的真理。

  他將繼續做他正在做的事,他決定。他將自己收集關於福斯滕和謝爾曼的資料。他們把他騙到這裡來,企圖利用他,打他的勳章的主意。他們玩弄他,侵犯他的私生活。這是他個人的事。他不打算就這麼任他們擺佈。至於調查局的人,讓他們見鬼去吧。至少現在是這樣。他不想找死。如果他發現了有用的東西,他會在安全的時候送過去的。

  紮克起身向福斯滕的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走去。珍妮·賴特,將軍的秘書,有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在他隔壁,她的門開了一半。紮克能聽到她在打電話。他緊張地環顧四周。他經常工作得很晚,所以知道福斯滕的辦公室在晚上是不鎖的。要想進入副主席及其助手的辦公區域,安全檢查是極為嚴格的,但在晚上,每個人自己辦公室的門都是不關的。

  但是,即使把福斯滕的辦公室徹底檢查一遍,紮克也很懷疑他是否能找到些什麼。紮克並不知道福斯滕辦公室裡的文件保險櫃暗碼鎖的暗碼,不過他想像不出它裝著什麼非法活動的證據。福斯滕辦公室的一角立著一個高大的暗碼文件櫃,那更不可能有此類證據。福斯滕不是傻瓜。

  紮克走到福斯滕辦公桌的後面,站在窗口。他還能聽見珍妮·賴特打電話的聲音。這是一個美麗的十二月的一天,空氣清新,光線也不錯,能看見波托馬克河上游的華盛頓紀念碑。紮克看著福斯滕巨大的木制書桌。將軍曾告訴他這張書桌的前任主人中包括馬克斯韋爾·泰勒,強硬的陸軍參謀長。紮克看了一會這精雕細琢的古舊桌子,心裡琢磨著它會不會有隱藏的夾層。荒唐可笑。

  他看了看福斯滕的計算機。平日裡當他進來時,將軍經常正忙著敲敲打打著什麼。將軍頗引以自豪的是他能跟得上最新科技,不管是尖端武器還是個人計算機。紮克不知道如果檢查一下硬驅上的文件或機器旁邊的那盒磁盤會不會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不可能。太明顯了。他不知道福斯滕會不會在什麼地方有台便攜式電腦。他還從來沒見過。

  像福斯滕這樣的人是會善於,非常善於掩蓋他所做的事情的。

  在五點三十五分左右,潮水般的雇員紛紛從賓西法尼亞大道的小埃德加·胡佛大樓裡擁出來準備離開。離去的大部分是辦公室職員,他們走向地鐵中心和國家檔案館的地鐵站。可也有一些特工屬￿需要打卡的一類,不管看上去有多糟糕。對於其中一個高級特工而言,只有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發生的事才會使他和這一大群人一同離開。他每週工作七十小時,並很為此驕傲。他匆匆從樓裡出來,低著頭,到了賓西法尼亞大道便向左拐,在美國海軍紀念館前的一處付費電話旁停下腳步。

  他對接電話的人自稱「水手」。「我們的人今天和特津遭遇了。」他說。

  「你什麼意思,遭遇了?你在跟我說什麼鬼話?」

  「這是起事故,一場災難,實際上。我們的人在特津家安竊聽器時給他撞上了。」

  「你們這群笨蛋真他媽了不起,真了不起。你幹嗎不告訴我們他們要進去?」

  「我很抱歉。這件事是我疏忽大意了。」「水手」的聲音變得顫抖而失利。那是因為害怕才使音調變高的。他猶疑地繼續道,「我們這邊人……他們在那兒發現了竊聽器……是你們的,我猜。」

  「當然是我們的,混蛋。那還會是誰的?你腦子裡有尿還是怎麼的?」

  「水手」啞口無言。

  「那他有什麼反應?」

  「他們簡要地告訴了特津調查的情況。他們要求他與調查局合作。」

  「他說什麼?」

  「他說他需要考慮。他說他會回我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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