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57)_約翰·格裡森姆

五七

　　「把你這個不成器的弟弟列在你的遺囑上。」

　　我們埋頭吃飯，談話的興致減退了，沃納非常自信，只要給我一聲當頭棒喝我就會回到現實中來，對於我的誤入歧途，只要指明其嚴重後果，我就會迷途知返，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我會跟他談。」我可以聽到他對父母這樣說。

　　他最後又問了我幾個問題。十四街律師事務所的福利怎樣？我告訴他很少，養老金呢？從未聽說過。他極力主張我只幹三五年，然後洗手不幹，我謝了他，對於我的婚姻問題他出了個好主意，我應該找個志同道合的女人，但她必須有錢，娶了她。

　　我們在餐館前的大街上道別。我向他保證我知道我正在幹什麼，我會沒事的，我請他在父母面前報喜不報憂。「別讓他們牽掛，沃納，告訴他們我一切都好。」

　　「如果斷炊了打電話給我。」他故作輕鬆地說。

　　我向他揮揮手，然後離去。

　　派倫燒烤店是霧穀的一家通宵咖啡店，靠近喬治·華盛頓大學。它是夜不成寐者和新聞迷的流連之所，並以此著稱，每天夜裡十二點鐘之前第二天的《郵報》就到了，午飯時分這個地方就像熟食店一樣人滿為患。我買了一份報紙在吧台前坐下，一眼望去奇怪的是每個人都在埋頭看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此時咖啡店裡鴉雀無聲。報紙在我進來之前幾分鐘剛到，三十個人在專心致志地閱讀，就好像一場戰爭爆發時人們對報紙的關注。

　　這個故事正是《郵報》所需要的。從第一頁起，報紙配發了大字標題，一直延續到第十頁，第十頁上還登了一些照片，一張是遊行示威時告示牌上朗蒂的照片，一張是莫迪凱十年前的照片，還有三幅一組的照片。這一組照片無疑會讓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那幫自命不凡的傢伙大丟臉面。阿瑟·雅各布斯的照片居中，從警察局檔案中抽出的蒂爾曼·甘特利的臉部照唑在左邊，右邊的一幅是德文·哈迪的臉部照片。德文·哈迪被牽扯進來只因為他是被驅逐人之一，而他又以那樣一種轟動的方式招致身亡。

　　甘特利和哈迪這兩個黑人罪犯，在照片中胸部都打上了號碼，而阿瑟·雅各布斯竟然與這兩個惡棍為伍，同登在《郵報》的第十頁上。

　　我能想像出他們在辦公室和會議室裡慌成一團的樣子，門鎖上了，電話掐斷了，會議取消了。他們密謀應對之策，想出一百種不同的方案，召集他們的公關人員，這是他們最黑暗的時刻。傳真大戰會早早開始，這組照片的傳真件會從東海岸發向西海岸，全世界從事公司法的大公司都會笑掉大牙。

　　甘特利外貌極其兇惡，我不禁悚然一驚，這次是我們向他尋釁。

　　報紙上也登了我的照片，與上星期六我被捕時所登的是同一幅。我被描繪成與公司和朗蒂·伯頓都有關聯的人。寫報道的記者無從得知我實際上早就見過她。

　　報道相當詳盡，從疏散住戶寫起。被驅趕的人中有哈迪，七天以後他突然出現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辦公室，在那裡他扣留人質，人質之一就是我。從我引出莫迪凱，然後又寫到伯頓一家之死。報道中提到了我的被捕，儘管我在那位記者前一直留意避免提到那份有爭議的文件。

　　他信守諾言——文中沒有暴露我們的名字，只作為消息來源。報道寫得再好不過了。

　　報道中沒有引用被告的話，看來作者好像不屑于跟他們聯繫。

　　沃納淩晨五點打電話給我。「你醒了嗎？」他問，他住在旅館的豪華套間裡，亢奮異常，正面對牆壁滔滔不絕地發表他對這個案子的高見，連珠炮般地向我提問。他看過那篇報道了。

　　我一邊裹緊身上的睡袋，一邊聽他告訴我該如何打這個官司。沃納是個訴訟律師，而且相當傑出，陪審團對伯頓一家的同情會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我們要求的賠償額太小——一千萬遠遠不夠。只要選對了陪審團，要得再多也不為過。他多想親自來辦這件案子。莫迪凱怎樣？他是出庭律師嗎？

　　辦案收取的費用？當然是百分之四十。看來我還有希望。

　　「百分之十。」我在黑暗中說。

　　「什麼！百分之十！你腦子沒毛病吧？」

　　「我們是非贏利性的事務所。」我試圖解釋，但他不聽，他怪我沒要更多。

　　那份文件是個大問題，他說，以為我們忽略了這個問題。「你能不援引那份文件打贏這場官司嗎？」

　　「能。」

　　他哈哈大笑起來，盯著報紙上老雅各布斯的照片，一邊一個罪犯。兩小時後他將乘飛機飛往亞特蘭大，九點鐘到達他的辦公室。他迫不及待地要四處傳播這些照片，他會以傳真的方式立即把它們發往西海岸。

　　他話沒說完就掛了電話。

　　我才睡了三個小時。翻了幾次身後再也睡不著，我的生活中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我無法安寧。

　　我沖了個澡後離開住處，在巴基斯坦人開的店中喝咖啡直到天亮，然後替露比買了早點。

　　兩輛陌生的小汽車停在離我們辦公室不遠的第十四街和Q大街的交界處。七點三十分我駕車慢慢從那兒駛過，我的第六感覺告訴我繼續向前開。門前的臺階上不見露比的蹤影。

　　如果蒂爾曼·甘特利認為武力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那他會毫不猶豫地使用，莫迪凱曾警告過我，雖然我認為沒這個必要。我打電話到他家告訴他我看到的情況，他答應八點半到，與我會合。他會提醒索菲亞，亞伯拉罕進城去了。

　　兩個星期以來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這個案子上，雖然有不少重要的事讓我分心——克萊爾，分居，適應新工作——但是起訴河橡公司和我的前東家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在任何大案起訴之前，總是心潮難平；起訴之後，才逐漸平息下來，有一種爆炸過後塵埃落定的意定神閑的感覺。

　　我們起訴甘特利和另兩個被告後的第二天，他沒有要我們的命。我們的辦公室一切正常。電話並不比平時更忙，諮詢者的數量與往日持平。把這個案子暫時拋在一邊，我更容易集中精力在手頭的工作。

　　我只能想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大理石大廳內的恐慌，那裡將不會有笑容，喝咖啡時將不再有輕聲交談，走廊裡將不會有人開玩笑，也不會有人談論體育賽事。相比之下，殯儀館也許會更熱鬧些。

　　在反托拉斯部，那些最瞭解我的人更會沮喪，波利會採取一種恬淡、超然的態度，效率絲毫不受影響；魯道夫輕易不離開他的辦公室，除非上司召見。

　　這件案子的唯一不妥之處是將公司的四百名律師全部牽連在內，無可否認的是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不僅無辜，而且對此事根本一無所知，沒人關心房地產部發生的事情，幾乎沒人認識佈雷登·錢斯，我在那兒工作了七年後才第一次見到他，而且僅僅因為我去找他，我感到歉疚，為那些受牽連者——創建公司並給予我們良好培訓的老前輩們；繼承精英傳統的與我同班的培訓班學員們；那些剛剛醒悟過來，意識到他們道貌岸然的雇主竟然與這起非法造成的死亡案脫不了干係的新雇員們。

　　但是我一點也不同情佈雷登·錢斯、阿瑟·雅各布斯和唐納德·拉夫特，他們選擇了置我於死地這條路。讓他們顫抖去吧。

　　梅甘正在一個擠滿了八十名無家可歸的婦女的屋子裡努力維持秩序，看到我來，她暫時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在華盛頓的西北區駕車兜風。她不知道露比住哪裡，我們並不真的想找到她，這只是一個短暫相聚的藉口。

　　「這太平常了，」她試著安慰我，「流浪街頭的人是不可預測的，尤其是癮君子，這是一條規律。」

　　「以前你見過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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