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54)_約翰·格裡森姆

五四

　　信封中還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沒看。這令我震驚，我背靠著牆穩定一下情緒，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們會有這一手，如果認為公司不會通過所有的渠道來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實際了。但我以為我的被捕會稍稍平息一下他們的怒氣。

　　現在看來錯了，他們要的是血。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強硬，要將對於趕盡殺絕，這一點我再瞭解不過了。他們不知道明天上午九點我將親手將他們送上法庭，控告他們非法造成了伯頓一家的死亡，並索賠一千萬美元。

　　據我估計，他們再沒有什麼招數來對付我了，不會再有拘捕令，不會再有掛號信，所有的東西都擺到桌面上來了，所有的道兒都劃下了，手中拿著信，我心中竟然有一絲如釋重負的感覺。

　　同時我心中也有一絲恐懼。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學院，從沒認真考慮過別的行當。如果被吊銷了執照該怎麼辦呢？

　　可是索菲亞不是也和我一樣，沒有律師執照嗎？

　　莫迪凱在看臺的入口處接我，我講了控告信的大致內容，他安慰了我幾句。

　　比賽確實精彩激烈，然而我們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傑夫·麥凱爾在洛克·克裡克保安公司只是業餘兼職，他也擔任球場的保安工作。索菲亞白天已把他的情況摸清楚。我們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們正四處巡邏，免費觀看比賽，他們的視線在女大學生身上溜來溜去。

　　我們對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無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別有胸牌。我們在座位之間的通道上以及各個入口處來回搜尋。半場休息前，莫迪凱終於發現了他，他在第四入口處無意中撞見了一個搔首弄姿的女檢票員，而那個地方我已檢查了兩遍。

　　麥凱爾身軀龐大，白皮膚，長相平平，年齡與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實飽滿，我和莫迪凱商量了幾句，決定還是由我出面較好。

　　我用兩根指頭夾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報家門。「麥凱爾先生，我是邁克爾·布羅克，律師。」

　　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過名片。我打擾了他和那位檢票員的調情。

　　「我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我用審訊殺人犯的口吻問道。

　　「你可以問，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個檢票員眨眨眼睛。

　　「你有沒有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幹過保安工作？」

　　「有可能。」

　　「有沒有幫他們疏散過住戶？」

　　這句話擊中了要害，他的臉色立即變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這樣認為。」他說著扭開了頭。

　　「你肯定嗎？」

　　「不，答案是不。」

　　「你沒有在二月四號幫他們驅趕一座倉庫中的住戶？」

　　他搖搖頭，咬緊牙關，閉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過他，或者多半威脅過他的雇主。

　　至少麥凱爾被嚇得面無人色。那位檢票員正全神貫注於她的指甲。他們把我趕開。

　　「遲早你必須回答我的問題。」我說。

　　他下巴的肌肉抽搐著，但仍一言不發。我不準備逼他太甚，他言辭不善，盛怒之下會飽我以老拳，把我這個無足輕重的貧民律師放倒。兩個星期以來，我受的傷也夠多的了。

　　下半場比賽我只看了十分鐘。離開時背上一陣痙攣，那是車禍留下的後遺症。

　　又為露比選擇了一家地處貝塞斯達市北郊的新的汽車旅館，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個晚上過後我再也負擔不起這種獨居療法的費用了。梅甘認為讓露比回家的時候到了。如果她決意戒毒，她必須過了街頭這道難關。

　　星期二早晨七點半，我來到旅館的二樓敲她的門。梅甘告訴我露比住220房問。沒人應門。我又敲了幾次，試著擰了一下門把手，門鎖著，我來到前臺，讓服務員打電話到220房間，還是沒人。沒有人結帳離開，也沒聽說有異常事件發生。

　　我召來一位經理助理相間，並使她相信情況確實緊急。她叫來一名保安，於是我們三個人上樓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釋我們正幫露比戒毒，因此房間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記的。她得知我們把她的旅館作為戒毒場所頗為不悅。

　　房間裡空空如也，床上紋絲未動，顯然夜裡沒人住，一應物品均未挪位，也無一件她的物品留下。

　　我謝過他們後離去，這家旅館距我們辦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電話提醒梅甘，然後驅車在擁擠的車流中奮力向城裡趕。八點一刻時路遇紅燈，我打電話到辦公室，問索非亞有沒有見過露比，她說沒有。

　　訴訟條款簡短而有力，作為朗蒂·伯頓和她的孩子的遺產監護人，威爾馬·費倫將起訴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狀告他們蓄意非法驅逐住戶。案子條理清晰，因果關係明顯。倘若不被趕出公寓，我們的當事人便不至於流落街頭；倘若不流落街頭，他們便不至於喪命。道理很簡單，正因為其簡單才更有說服力，相信任何陪審團都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由於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舉動而導致的死亡是可以預見的。厄運降臨在那些漂泊街頭者的頭上，尤其是帶著孩子的單身母親，什麼都有可能在她們身上發生。非法將他們趕出家門，如果他們遭遇不測那麼你得付出代價。

　　我們也曾考慮過為那位「先生」的死討個公道，他也屬被驅逐者一員，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預見的死亡。挾持人質、被擊身亡不足以構成民事案中的一環，況且，陪審團對他也不會有什麼好感，我們只好讓他長眠於地下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會立即敦請法官催促我歸還文件，法官很可能會同意他們的請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於自認有罪，我的律師執照會被吊銷，而且，被竊文件不能用作證據。

　　星期二我和莫迪凱將起訴書的終稿瀏覽了一遍，他再次問我足否願意打這場官司，為了保護我，他願意徹底放棄這個案子，我們曾反反復複商量過這件事。我們甚至有過這樣的打算：暫且放下伯頓的案子，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講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後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轉給莫迪凱的朋友，這個主意不算高明，我們剛一有這種念頭就把它否定了。

　　他在訴狀上簽了名，我們動身去法院，他開車，我把訴狀又看了一遍，離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訴狀愈沉。

　　庭外和解是關鍵。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極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譽可靠、服務上乘而著稱。案件如曝光則必然使它的聲譽受損。我瞭解這幫精英律師的心思和稟性，他們推崇從不出錯，如果被識破了，他們肯定會氣瘋的。他們向來是一面大把撈錢，一面奢求樹立同情弱者的形象。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錯了，儘管我懷疑它還不清楚錯誤的嚴重性。我想像著佈雷登·錢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鎖在辦公室內，戰戰兢兢地禱告，希望自己能逃過此劫。

　　但是我也錯了。也許我們雙方都作些讓步，達成協議，如若不然，莫迪凱就有幸將這個案子很快交給一個友善的陪審團去審，並向他們索取高額賠償；公司也會將我告上法庭，讓我付出慘重的代價，後果不堪設想。

　　伯頓一案永遠不會對簿公堂。我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他們沒有勇氣面對特區的陪審團，稍一受挫就會使他們爭相謀求減少損失的法子。

　　亞伯拉罕的大學同學蒂姆·克勞森是《郵報》的記者，正等在法官辦公室外，我們給了他一份訴狀副本。莫迪凱提交原件時他看完副本，隨即向我們提問。我們自然是有問必答，但要求他不得發表。

　　伯頓一家的慘劇很快成為華盛頓的熱門政治話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一時間輿論大嘩，市當局各部門的頭頭互相指責，中議會指責市長，市長反過來指責市議會和國會。眾議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懷不滿，這次終於逮著機會，將市長、市議會和市當局一占腦兒給罵了。

　　將這個案子歸咎于少數富裕的白人律師，這本身就是極好的新聞素材，人如其名，克勞森冷酷無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聞界浸淫有年，所以對這件事表現出空前高漲的熱情。

　　①克勞森的英文為「Claussen」，與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對別人的感受漠不關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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