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約翰·格裡森姆 > 貧民律師 | 上頁 下頁 |
四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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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這份文件,帕爾馬知道得太多了。昨天起,他沒去他原來的辦公室上班。我不知他如今藏身何處,但我有興趣找到他。問問阿瑟。」 「把文件還回吧,邁克爾。我不知你拿它何用,但它在法庭上是無效的。」 我端起咖啡,站起身來,「休戰一星期,」說完我轉身離開,「讓阿瑟把你納入他們的圈子。」 「阿瑟不會聽命於你。」他打斷我。 我飛速離開,沖過人行道上的人群,故意跑向杜邦廣場,急於甩掉巴利和他們派來監視我的人。 按照電話號碼簿上的提示,帕爾馬住在華府郊區貝塞斯達的一幢公寓樓裡。我並不急於趕去,同時也需要時間考慮,我沿著環城公路開車,一路上盡是一輛接一輛的汽車。 我給自己估算了一下,一周內被逮捕的可能性是對半開,公司別無選擇,只得盯緊我,如果佈雷登·錢斯對阿瑟和公司的高層人士真的隱藏了真相,那麼他不得不走強硬路線,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我偷了文件,而這足以使地方法官簽署逮捕令。 那位「先生」的插曲已使公司警覺。錢斯已受到責備,被公司的高層人士嚴加盤問。他不可能承認他故意犯下的錯,撒謊的同時寄希望於能竄改文件而得以蒙混過關。畢竟倒黴的只是一幫無家可歸的擅自占住者。 那麼他究竟如何能夠這樣快地轉移赫克托呢?用錢收買是不成問題的,他畢竟是公司的股東。如果換作我,我會付給赫克托一筆現錢,給錢的同時加以恫嚇,我會打電話給丹佛分公司的老友,請他幫忙,安插個把律師幫辦不會太難。 赫克托走了,躲開了我也躲開了其他想問他問題的人。他沒丟工作,也許薪水比原來更高。 那麼測謊儀呢?難道公司只用它來對付我和赫克托?難道他已通過了測試?我對此表示懷疑。 錢斯需要赫克托幫他隱瞞真相,赫克托需要錢斯幫他保住飯碗。錢斯會千方百計阻撓對赫克托測謊,即使公司有意這麼做。 那幢公寓建築長而且不整齊,新建的部分比原來凸出,向北不規則地延伸,附近的街道充斥著快餐店、快速加油站、錄像帶出租點,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方便匆忙的乘車往返者。 我在一個網球場邊停下車,開始一單元一單元地尋找。我並不著急,因為我無法一下子找到。帶著拘捕令和手銬的警察可能正潛伏在某個地方,我極力不去想有關市監獄的種種可怕的傳聞。 但有一則故事如烙鐵烙在我的記憶中,怎麼也抹不去。幾年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位年輕幫辦週末下班後在喬治頓的一家酒吧內痛飲了幾個小時。當他正欲驅車前往弗吉尼亞大街時,涉嫌酒後駕車而被捕。在警察局裡他拒絕酒精測試,被立即投入酗酒者牢房,牢房裡十分擁擠,他是裡面唯一著西裝、戴名貴手錶、腳著休閒鞋的白人。他不小心踩了同室犯人一腳,立即被揍得血肉模糊。他在醫院裡呆了三個月,接受整形治療,出院後回到家鄉維明頓,讓家人照顧。他的腦部只受了一點輕傷,但這足以成為嚴格的大公司解雇他的藉口。 第一間公寓管理辦公室的門關著。我沿著人行道深一腳淺一腳地向前走,繼續尋找。電話簿上沒列出赫克托的房間號。這幢公寓樓很安全,小小的院子裡擺著許多自行車和塑料玩具。透過窗戶我可以看見一家家正吃晚飯,看電視,窗戶上沒裝窗條。停車場內塞滿了車,大部分車都很乾淨,車身完整。從停車的數量來看,這是一個中等小區。 一位保安截住了我。當他弄清楚我並無惡意時,就指給我大樓總值班室的方向,至少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 「這幢樓有多少單元?」我問。 「很多。」他答道,憑什麼他就得知道有多少單元呢? 值夜班的是位學生。他正在吃三明治,面前放著一本打開的物理課本,但雙眼卻盯著一台小電視,正欣賞一個遊藝節目。我向他打聽赫克托·帕爾馬的住處,他在電腦鍵盤上敲擊了幾下,帕爾馬住G-134室。 「不過帕爾馬一家已搬走了。」他邊說邊嚼著食物。 「是啊,我知道,」我說,「我與赫克托同事。星期五他辭職不幹了。我正找住處,我能看看他的房間嗎?」 我還沒說完他就搖頭:「只有星期六才能看房。我們有九百個單元,有許多人等著看房哩。」 「星期六我就不在了。」 「對不起。」他又咬了一口三明治,轉頭看電視。 我掏出錢包。「有幾個臥室?」我問。 他看看顯示屏:「兩個。」 赫克托有四個孩子,我敢肯定他的新住處要比這大得多。 「每月租金多少?」 「七百五十美元。」 我拿出一張百元大鈔,他立即就看見了。「我們做筆小小的交易。給我房間鑰匙,我看完後十分鐘之內回來。沒人會知道。」 「很多人排隊在等。」他重複一遍,把三明治放進紙盤子。 「名單儲存在電腦裡?」我指著電腦問。 「是的。」他擦擦嘴。 「這樣順序就很容易調整了。」 他從一個鎖著的抽屜裡拿出鑰匙,一把抓過錢。「十分鐘。」他說。 公寓就在附近,在一幢三層樓的底樓。鑰匙是對的。進門之前我就聞到了新鮮油漆的氣味,實際上油漆還沒完工,客廳裡有一架梯子,地板上放著油漆罩布和白色的油漆桶。 即使是指紋專家來也難以發覺帕爾馬一家留下的絲毫痕跡。所有的抽屜、壁櫥、衣櫃全都空空如也;所有的地毯、墊子也都不翼而飛。甚至連浴缸和抽水馬桶也煥然一新。廚房的洗碗槽下沒有灰塵,沒有蛛網,沒有汙跡。整個房子都被清洗過了,每個房間都被塗上一層單調的白漆,只有客廳例外,剛塗了一半。 我返回辦公室,把鑰匙扔在櫃檯上。 「怎麼樣?」他問。 「大小了。」我答道。「但還是要謝謝你。」 「你想要回錢嗎?」 「你在讀書?」 「對。」 「那就拿著吧。」 「多謝。」 我在門口停住,問道:「帕爾馬留下新地址了嗎?」 「我想你是他以前的同事吧?」他說。 「對。」說完我飛快地帶上背後的門。 星期三早晨我趕到辦公室上班時,發現一名瘦小的婦人正倚門而坐。快八點了,辦公室尚未開門。溫度在冰點以下。起初我以為她蜷縮在那裡過夜,想利用門廊擋擋風,但她看到我走近時,她一下子跳起來對我說:「早上好。」 我笑了笑,打個招呼,開始摸口袋中的鑰匙。 「你是律師嗎?」她問。 「是的,我是。」 「是為像我這樣的人工作的?」 我猜她是漂泊街頭者,而那正是我們對每一個求助者要問的問題。「對,進來吧。」我打開了門,房間裡比外面更冷。我調了調取暖器,就我所知,它絲毫不起作用。我到廚房煮咖啡,順便找到了幾個不新鮮的油炸餅圈。我給了她那些餅圈,她很快就吞下一個。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我們坐在房間的前部,索菲亞辦公桌的旁邊,一邊等咖啡一邊祈禱著取暖器不要出故障。 「露比。」 「我叫邁克爾。你住哪兒,露比?」 「我沒固定住處。」她穿一套灰色的運動服,棕色的厚襪子,腳穿一雙髒髒的廉價白色膠底帆布鞋。她年齡在三十到四十之間,骨瘦如柴,輕度斜視。 「來,」我微笑著說,「告訴我你住哪兒。是住避難所嗎?」 「過去是,後來不得不離開。差點兒被強姦。我有一輛車。」 我來時並未看到有車泊在附近。「你有車?」 「是的。」 「你自己開?」 「沒法開,我睡在車後座上。」 與往常不同,問她問題時我沒作筆錄。我倒了兩大紙杯咖啡,回我的辦公室,謝天謝地,取暖器終於咯吱咯吱地開始工作了。我掩上門,莫迪凱就快來了,而他從沒學會該悄悄地進來。 露比側坐在諮詢者專用的那張棕色的折疊椅上,雙肩塌陷,整個上半身緊縮在一起,牢牢地握住那杯咖啡,仿佛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溫暖。 「我能為你做點兒什麼?」我間,準備好各種記事簿。 「我為我的兒子而來。他叫特倫斯,今年十六歲,他們把他搶走了。」 「誰搶走了他?」 「市當局和收養人。」 「他現在在哪兒?」 「他們給帶去了。」 她的回答因為緊張而語無倫次。「別緊張,慢慢講。」我寬慰道。 她果然照我說的去做了。她毫不費力地看著我的眼睛,雙手握住咖啡杯,慢慢地談了起來。幾年前,她記不清確切的時間,那時特倫斯大約十歲,她和他獨自住在一間小小的公寓房裡。她因販毒而被捕,在監獄裡呆了四個月,特倫斯去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出獄時,把他接回來,從此開始了街頭夢魔般的生活。他們睡在小汽車裡,占住在空樓裡,天氣暖和時睡在橋下,天變冷時住迸臨時避難所。她想盡辦法維持他上學。她在街上乞討;出賣她的肉體——她把這稱為「接客」;販賣少量的廉價可卡因。她什麼都于,供兒子吃飯、穿衣、上學。 但她自己吸毒,又不能戒斷毒癮。她後來懷上了,嬰兒一生下就被市當局接走了,那是個毒品嬰兒。 她對那個嬰兒似乎沒有感情,感情全寄託在特倫斯身上了。市當局開始盤問他們,這樣母子倆就陷得更深了,註定要漂泊街頭。萬般無奈之下,她只得求助於她曾幫過工的羅蘭一家。那家人家中只有老夫婦倆,子女全都長成,分開另過。他們在霍華德大學附近有一個溫馨的小家。她願意每月付五十美元如果他們同意特倫斯借住,在後門廊的頂上有一間小小的臥室,她曾打掃過多次,特倫斯住再好不過了。羅蘭夫婦起初不太願意,最後還是同意了。他們那時候良心很好,允許露比每晚與她的兒子團聚一小時。他的成績上去了;衣著整潔,讓人放心。露比為自己的決定感到高興。 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與他同步:選擇更靠近羅蘭一家的施粥所;選擇不同的避難所以應付緊急情況;選擇不同的小巷、不同的公園、不同的廢棄車作落腳點。她每月拼命攢錢,每晚都來看兒子。 直到她再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因為賣淫;第二次是因為睡在法拉格特廣場公園的長凳上。也許還有第三次,但她記不清了。 有一次有人發現她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她被急送到特區總院。她被收容在戒毒病區,但三大後就跑出來了,因為她想念特倫斯。 一天晚上當她和兒子呆在一起時,他盯著她的腹部問她是不是又懷孕了。她無法抵賴。誰是孩子的父親?他追問道。她無法回答,他罵了她而且沖她吼,最後羅蘭夫婦不得不趕她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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