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39)_約翰·格裡森姆

三九

　　他又點了點頭。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四年以前。」

　　我記錄時手忍不住發抖。

　　他湊近我，小聲道：「他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我妻子在賓州州立大學讀書時的男友。」

　　「說下去。」我要求道。他說的是不是真話我心中一點沒有把握。

　　「他們尾隨我。」

　　「誰？」

　　「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他們四年來一直在跟蹤我。」

　　「你想讓我為你做點什麼？」

　　「不知道。也許你能為我了結此事，我已厭倦了這種被跟蹤的生活。」

　　我略作沉吟，這時莫迪凱剛與一個人談完，正叫下一個，佩勒姆仔細觀察著他的每個動作。

　　「我需要一些有關資料，」我對他說，「你知道那個特工的名字嗎？」

　　「是的。我知道他生於何時何地。」

　　「也知道他死於何時何地？」

　　「對。」

　　他身邊沒帶任何文字材料。

　　「為什麼不到我的辦公室去？帶著材料來，我們在那兒談。」

　　「讓我想想。」他邊說邊看他的手錶。他解釋說他在教堂裡業餘兼職當門房，他快遲到了。我們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當貧民律師的一項重要本領就是要善於傾聽。我的許多當事人只是需要傾訴。他們在生活中都飽受了各種各樣的打擊，現在有人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為什麼不對著他們一吐為快呢？莫迪凱很善於巧妙地抓住當事人敘述背後的實質性內容，再做取捨；而我則為這些人竟然窮到如此地步感到震驚。

　　我還明白一件案子最好立時解決，不要拖泥帶水。我有一本筆記本，上面記錄著有關食物配給券、住房、醫療、社會保險卡，甚至還有駕駛執照的申請。有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填寫一張表格。

　　一上午我們接待了二十六名當事人，離開時我們都精疲力竭。

　　「我們走走吧。」我們出來後莫迪凱對我說。天空湛藍，微風清爽。在密不透風的房間裡憋了三個小時後，走到戶外，精神不禁為之一振。街對面是美國稅務法庭，一座標緻的摩登大廈。事實上，「創建非暴力社區」周圍最近已矗立起不少更漂亮的建築物，我們在第二大街和D街的拐角處停下來，打量著避難所。

　　「租約四年到期，」莫迪凱道，「房產商們正虎視眈眈。新的避難所準備建在兩個街區以外。」

　　「又要發生爭執了。」

　　「那將是一場戰爭。」

　　我們穿過街道，向國會山方向信步而去。

　　「那個白人跟你談些什麼？」莫迪凱問。

　　佩勒姆是我接待的唯一的白人，「真奇怪，」我不知從何說起，「他過去是賓州的一名醫生。」

　　「又是誰在跟蹤他？」

　　「什麼？」

　　「又是誰在跟蹤他？」

　　「聯邦調查局。」

　　「很好，上次是中央情報局。」

　　我停住腳，莫迪凱沒停。「你以前接待過他？」

　　「是，他是個謊話精。他名叫彼得什麼的。」

　　「保羅·佩勒姆。」

　　「名字也變啦，」他轉過頭來，「他有沒有給你講述一個動人的故事？」

　　我說不出話來，站在那裡，目送著他走遠。他雙手插在軍用雨衣兜裡，雙肩因為劇烈的大笑而不停地抖動。

　　當我鼓足勇氣向莫迪凱請假，說我下午需要出去，他只是不動聲色地告訴我，我與其他人沒什麼兩樣，沒人監督我的工作時問。如果我要請假，儘管去好了。我急忙離開辦公室，只有索菲亞好像注意到我的離去。

　　我花了一個小時與保險理賠人接洽。我的車已變成一堆廢鐵。我的公司補償我兩萬一千四百八十美元，餘額由豹牌汽車公司承擔。我欠銀行一萬六千美元，所以我離開時得到一張五千美元的支票，另外還有一些零錢。這筆錢足夠買一輛與我現在的身份——窮人的代理律師——相稱的車，我也不用擔心它失竊。

　　另一個小時浪費在我私人醫生的接待室裡，作為一個手持大哥大，有許多當事人的忙碌的律師，我卻不得不呆坐在悶熱的接待室裡幹熬，翻翻雜誌，耳聽著時鐘的嘀嗒聲。

　　一名護士讓我剝得全身只剩一條內褲。我坐在一張冰涼的桌子上接受了二十分鐘的檢查，身上擦傷的地方已經瘀血。大夫在我身上指指戳戳，使我疼痛難忍，然後告訴我兩周內我會康復。

　　准四點我來到克萊爾律師的辦公室，一位表情嚴肅著裝像男人的女職員接待了我，喧鬧聲回蕩在房間的每一個角落，每一種聲音裡都充斥著雌性的氣味：接電話女孩的粗魯的沙啞的嗓音，揚聲器裡飄出的鄉村女歌手的低沉的歌聲，間或從大廳傳來的尖叫聲，房間的色彩清淡：淡紫、粉紅、淺灰。咖啡桌上的雜誌好像在聲明：我們探討的是嚴肅的女性問題，沒有花邊新聞，也沒有蜚短流長；它們只供來客瞻仰，而不是讓人閱讀的。

　　傑奎琳·休姆先是通過趕走幾名剛愎自用的醫生而大賺一筆，隨後又告倒幾名進行性騷擾的參議員而建立了勇猛剛直的名聲。華盛頓特區收入較高婚姻不幸的男人聽到她的名字無不蹙眉，我只想早點在文件上簽名，然後走人。

　　事與願違，我被迫等了三十分鐘。當她的助手領我進入大廳的辦公室時，我差點發作。她遞給我分居協議，我第一次面對現實。文件的題頭是：克萊爾·艾迪生·布羅克對邁克爾·尼爾森·布羅克。

　　法律規定我們分居六個月後才能離婚。我仔細閱讀了協議，簽上名，然後就離開了。到感恩節的時候，我就能合法地回復到單身的狀態。

　　我下午的第四站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大廈的停車場，五點正波利帶著兩個貯物箱在那裡與我會面，箱子裡裝著我辦公室裡的遺留物品，她很客氣，動作麻利，但緊閉雙唇，自然是行色匆匆。他們很可能在竊聽她。

　　我向前走了幾個街區，在一處繁華地段停下來。我斜靠一幢大樓，撥通了巴利·納佐的電話。他和往常一樣正在開會。我報了我的名字，並說有急事，三十秒之內，巴利接了電話。

　　「我們能談談嗎？」我問。我猜有人在錄音。

　　「行。」

　　「我就在大街上，在K街康乃狄格廣場。我們喝杯咖啡吧。」

　　「一小時內我會趕到。」

　　「不行，就現在，要不拉倒。」我不想讓他們有時間耍花樣，也來不及竊聽。

　　「那麼，嗯，好吧，就現在。」

　　「我在賓格勒咖啡店等你。」

　　「我知道那家咖啡店。」

　　「我等你，一個人來。」

　　「你電影看得太多了，邁克。」

　　十分鐘後，我們坐在那家擁擠的小店的窗前，手端咖啡，注視著窗外廣場上來來往往的行人。

　　「為什麼搜查我的公寓？」我問。

　　「為了那份檔案，你拿了它，我們想要回，很簡單。」

　　「你們不會找到它，快停止那該死的搜查吧。」

　　「你現在住哪兒？」

　　我嘴中含糊帶過，故作高深地笑了起來，「按照慣例，搜查之後就要拿人，」我說，「這次也會這樣嗎？」

　　「我無權奉告。」

　　「謝謝你，夥計。」

　　「聽著，邁克爾，我先假定你不對，你拿了不屬你的東西，那是偷竊，再明白不過了，你這樣做就是與公司為敵，我作為你的朋友，仍在這家公司工作，當你的行為損害公司的利益時，你不能指望我幫你。這局面是你造成的，而不是我。」

　　「佈雷登·錢斯沒有全部講實話，這傢伙很卑鄙，犯了錯還狂傲自大，現在他想藏起他的狐狸尾巴，他讓你相信這只是一件簡單的文件失竊案，只要追著我就萬無一失。但這份文件會讓公司抬不起頭來。」

　　「你的意思是？」

　　「停止動作，別做傻事。」

　　「就像逮捕你？」

　　「對，這是首要條件，我一直在小心提防，這可不是玩的。」

　　「你不該偷竊。」

　　「我並沒打算偷，你說對嗎？我只是借用一下。我想拷貝一下再還回，但我還沒來得及這麼做。」

　　「這麼說你終於承認文件在你手裡？」

　　「是的，但我也可以否認。」

　　「你在玩遊戲，邁克爾，但這不是遊戲，你會害了你自己。」

　　「如果你們停止動作就不會，就現在，讓我們休戰一個星期。不要再搜查，也不要讓逮捕之類的事發生。」

　　「行，不過這麼做公司有什麼好處呢？」

　　「我不會公布文件使公司難堪。」

　　巴利搖搖頭，喝了一大口熱咖啡，「我無權與你訂約，我的職位太低。」

　　「是阿瑟發號施令嗎？」

　　「當然。」

　　「告訴阿瑟我只跟你談判。」

　　「你真是想當然，邁克爾。你以為公司要與你談判，坦率地說，他們不想。他們對文件被盜，以及你拒不歸還大光其火。你不能怪他們。」

　　「讓他們小心，巴利。這份文件足可以上頭版頭條，記者們會聞風而動，跟蹤報道，如果我被捕，我將把文件捅給《華盛頓郵報》。」

　　「你瘋了。」

　　「也許吧。錢斯有一個名叫赫克托·帕爾馬的幫辦，你聽說過他嗎？」

　　「沒有。」

　　「你沒進入他們的圈子。」

　　「我從來沒說我是他們圈子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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