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21)_約翰·格裡森姆

二一

　　過了一會兒，他又回來了，坐回駕駛座位，把車開了起來。「葬禮定於星期二，就在這個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錯的。他還準備些花兒，你知道，這樣看起來才像樣。他開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訴他新聞界還要來人，你還可以上電視，結果他就同意給二千了。二千塊還算不錯。」

　　「謝謝你，莫迪凱。」

　　「你還好嗎？」

　　「不怎麼樣。」

　　他沒有再說什麼，我們開車回到我的辦公室。

　　克萊爾的弟弟詹姆斯已確診為何傑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禱上蒼。這倒與我無關，我只是聽她講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過這個週末的。先是聽到這個嚇人的消息，接著就是抱頭痛哭，禱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這一家子就好抱頭痛哭。看來她沒叫我去她家真是謝天謝地。醫治立即著手進行，據說預後還不錯。

　　她回家來還是讓人高興的，家裡總算有人可以述說一下心中的煩悶。我們在公寓的舒適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腳上蓋著毯子，那情調真有點浪漫，儘管我內心受到傷害太多，幾乎想不到那些充滿柔情的事。我盡力去聽她的講述，對可憐的詹姆斯說些同情的話，不時地用些適當的詞兒。

　　這種情況是我原先所沒有預料到的，我也不知道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們可能會閃爍其辭互不說破，也許還會發生小的摩擦。很快就會變得撕破臉皮，後來還可能變得平緩，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樣分手。但是，自從奧塔裡歐那件事之後，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經枯竭。她不斷地提醒我說我看上去很疲憊，我真得感謝她。

　　我一直注意地聽她的講述，一直到完，後來話題又轉到了我及我的週末過得如何。我和盤托出，向她講了我所經歷的一切，我在避難所做志願服務者，後來又講了奧塔裡歐和他的一家，把報紙的有關報道也給她看了。

　　她真的有些感動，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周相比簡直成了另外一個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歡這後一種形象呢還是原來的形象，就連我也說不清楚。

　　我和克萊爾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強，所以根本不用鬧鐘，特別是週一的早晨當我們面對新的一周工作挑戰的時候。我們五點鐘就已起床，五點三十分吃點麥片粥，然後就各奔東西了，甚至比賽似的看誰先離開家。

　　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緣故，我一夜沒有做夢，沒有夢到週末所發生的事情。在我開車上班的路上，我決心從此以後要讓自己和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保持一定距離。但我仍要參加葬禮，不時地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並且保持同莫迪凱的友誼，經常到他的辦公室去。也偶爾會到多利小姐那兒幫忙，去為無家可歸的人做飯。我會捐一些錢讓他們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錢肯定比那些窮律師出得更多。

　　我來到辦公室時，天色尚未亮，我決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時，一連工作幾天，這樣可以調整我自己。我近來的所為已和我的事業脫了軌，這樣瘋狂地工作一陣子會把事情正過來。只有傻瓜才會離開我現在的軌道而跑到別的什麼地方去。

　　我乘電梯時特意不再進那位先生曾經乘過的那一部。他已成為了歷史，我決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間會議室，當時他就死在那裡。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辦公桌後的椅子上，去沖咖啡。還不到六點鐘，我就已走在辦公大樓的廳廊裡，與這位同事打個招呼，與那位職員問個早，脫去上衣，卷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開始的架勢。

　　我先瀏覽了一下《華爾街日報》，因為我知道這樣的報紙是從不報道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的。接著我又讀了一下《郵報》，在「大都市」欄中對朗蒂·伯頓一家有一段簡單的報道，還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過之後，把報紙放到一旁。我比報道的內容知道得更多，我已決心不再為之所動。

　　在《郵報》下面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馬尼拉紙文件夾，這類文件夾我們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沒有任何標記，所以格外讓人疑惑，它就放在那裡，沒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開它。

　　裡面只有兩頁紙，第一張上就是《郵報》上昨天登載過的那報道的複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給克萊爾讀過好幾遍的那個報道。在這張紙的下面是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來的一份檔案，標題上寫著：被驅逐者的名單——河橡公司。

　　在左欄中有從一到十七的編號，其中第四號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號上寫的是朗蒂·伯頓以及三四個孩子。

　　我慢慢地把這份檔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裡，然後又走到門邊，把門鎖好，又靠門站了一會。開頭的幾分鐘裡一切都是那麼平靜，我注視著桌子中間的那份檔案，我不得不相信這份檔案是真實可靠的，可是是誰把它放到我這兒來的呢？於是，我又一次拿起這份材料，仔細看，在第二頁紙下面，就在檔案裡，這位不肯通報姓名的人用鉛筆寫下這樣的字：這次驅逐住戶的行動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

　　這些字都是用印刷體字母寫成，很顯然是怕我分析字跡而認出寫字的人。筆跡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鉛筆十分輕地在檔案上寫上去的。

　　我的辦公室門一直鎖了一個小時，在這段時間，我一會兒站在窗前看日出，一會兒坐在桌子那兒看看這份檔案。樓廳，走廊中的人漸漸多起來，我可以聽到波利說話的聲音。我打開了門，向她問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並要繼續裝下去。

　　整個一個上午除了開會還是開會，其中有兩個會是魯道夫和他的客戶的。我表現得很得體，儘管我已根本不記得我們都說了些什麼又做了些什麼。魯道夫看到他的一員幹將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崗位，他感到十分驕傲。

　　我對那些仍想談起人質事件或問起我事後感覺的人都不很客氣。我仍然和以前一樣，精力充沛，幹勁十足。所以，人們漸漸就不再關心這些事了。後來，父親給我打來電話。他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打電話到我辦公室的我也記不清了。他說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圍坐一坐，感到很無聊，還說他和我媽媽對我都有點擔心。我對他們說克萊爾挺好，為了怕他們進一步問起她，我找了個話題，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訴了他們，他們在我婚禮上曾見過他一面。我表現出對克萊爾一家人的關心，這能讓他高興。

　　爸爸往我辦公室裡通了電話，他很高興。我仍在這裡工作，掙著大錢，而且會越掙越多。他要我常給他打電話。

　　半小時後，我的哥哥沃納也從他在亞特蘭大市中心區的辦公室給我打來電話。他比我大六歲，也是一家資金雄厚的大公司股東，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師。沃納和我小時候並不總在一起，但我們在一起時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離婚期間，他幾乎每週都打電話給我，把他的心裡話和我說一說。

　　他也和我一樣是個守時的人，所以，我知道我們的電話不會很長的。「多和爸爸談一談。」他說，「他把一切都告訴我了。」

　　「我想他是會告訴你的。」

　　「我知道你現在的感覺，我們都經歷過。你工作努力，收入可觀，從來不停止地幫助小人物。後來發生了點事，你就回想起法學院，想到我們在一年級時的事情，那時我們充滿理想，想將來用我們的法學知識來拯救人類，你還記得嗎？」

　　「記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點不錯，我們一年級時，學校做過一次調查，我們班有一半的同學都想學公共利益法。可三年後當我們畢業時，大家又都想去掙大錢去了。我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

　　「法學院讓你變得貪婪。」

　　「大概是吧，我們公司有一項計劃，你可以有一年的假期，就像學術年假之類的假期，在這一年之中你可以從事公益法。十二個月後你再回來，就像從來沒離開一樣。你們公司怎麼樣？」

　　文塔吉·沃納有過同一個問題，他已然解決了這個問題，幹淨利落地解決了。十二個月，我就可以脫胎換骨了。真是一條捷徑，而且我的前途也不受任何影響。

　　「可非股東成員不行，」我說，「我也聽說有一兩個股東曾離開這裡為別的什麼機構幹一兩年，然後又回到這裡。但從來沒有一個非股東成員這樣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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