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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那麼間接收入怎麼樣呢?」我問道,我是刺探性地問,並不是很擔心的,幾乎每一個非營利組織都每年有一份年度報告公佈這些數字。

  「每月二千。除了開銷和留有少量積蓄之外,我們三個人就分這八萬九千美元,我們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亞認為她是專職人員,說實在的,我們害怕和她爭論。我實際上每年拿回家三萬美元,這個數目據我所知是一個貧窮律師的平均數。歡迎你到貧民中來工作。」

  我們終於來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們面對面坐下。

  「你們是不是忘記了付取暖費了?」我一邊打著冷戰,一邊問道。

  「很有可能,我們週末一般不到這來工作。省錢。這個地方要暖氣和冷氣都不可能。」

  這種想法對於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來說想都不會想。週末不開門,省錢,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我們把這兒搞得舒舒服服,我們的客戶就不願離開了,所以這兒是冬冷夏熱,也減少了交通壓力,你要咖啡嗎?」

  「不,謝謝。」

  「我是開玩笑,你知道。我們絕不會阻止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到這兒來。天氣根本對我們無所謂,我們想我們的客戶是在饑寒交迫之中,我們又怎麼能對冷一點熱一點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時有一種負罪感嗎?」

  「有的。」

  他朝我笑了笑,這是一種智慧長者所能夠有的微笑。

  「這很正常,我們以前常常同一些來自大公司的年輕律師一起工作,我管他們叫做公益新手,他們總是告訴我一開始他們對食物失去了興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過,這很快就會過去的。」

  「那些公益新手幹些什麼呢?」我問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誘餌,而莫迪凱也意識到我是知道這一點的。

  「我們把他們派到各個避難所,他們接待這些客戶,我們指導他們如何處理這些案子,大多數的情況是比較容易的,只要律師給那些無動於衷的官僚們打電話。給他們發食品券,老兵的撫恤金,住房補貼,醫療補助,兒童補助等等。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問題的。」

  我十分關注地聽著,他能知道我在想什麼,莫迪凱開始讓我咬上了鉤,「你看,邁克爾,無家可歸的人沒有代言人,沒有人聽他們傾訴,也沒有人關心他們的疾苦,他們誰也指望不上。他們要得到他們應得到的福利,但是電話都不知打給誰,他們真是叫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永遠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他們的電話聽不到回音,他們連通訊的地址都沒有。那些官僚們才不管這些呢,他們只盯住他們想要幫助的人。季節性的社會工作人員的情況他們至少要聽一聽吧,或者看看這些人的檔案,或回個電話。但你也得請個律師來給他打電話,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決。那些官僚們做事是有動機的,文件也是要有程序的,沒有通訊地址?沒問題,把記錄寄給我,我把它轉交給客戶。」

  他越說聲音越大,兩隻手在空中揮來揮去。可以看得出來莫迪凱是個十分有講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個出色的律師,在陪審團面前他是有說服力的。

  「有件很有趣的事兒,」他說,「大約一個月前,我的一個客戶去社會保障辦公室申請福利保障,這本是件常規性工作。他已六十多歲了,腰部疼痛難忍,誰要是在石頭上或公園的長椅上睡上十年,誰都得腰痛。他在辦公室外面排隊站了兩個小時,終於進到了辦公室,在辦公室裡又等了一個小時,他終於來到了第一張辦公桌前,剛想要說明他的來意,卻遭到這位驢脾氣的秘書一頓訓斥(那天她可能氣不順),她甚至還說他身上有味。他當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麼也沒有說就回來了,他打電話給我,上星期三我們一起去社會保障辦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戶兩人,那位秘書也在那兒,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區社會保障辦公室主任,一個來自社會保障行政管理部門的大人物也在場,這位秘書站在我的客戶面前宣讀了一頁書面致歉書,言辭懇切、情感動人,然後她把一份福利申請表交給了我的客戶,在場的這些人也都向我保證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這就是正義。邁克爾,這就是貧民法律的主旨:尊嚴。」

  他又講了一個又一個類似的故事,都說明貧民律師是很好的人。無家可歸的人都是勝訴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還有許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傷心的故事,但他都沒有講,他現在只是在打基礎。

  我已忘記了時間,他也從沒有再提起信件的事,我們終於離開了他的辦公室回到避難所。

  這時距天黑還有一個小時,我想這正是躲在舒適的小地下室的好時候,再過一會兒,一些歹徒就會在街上出現。有莫迪凱在我身邊,我可以慢悠悠地、充滿自信地走著,否則我就會弓著腰,腳幾乎不沾地地飛快從街上走過。

  多利小姐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堆整雞,她在等著讓我來幹活,她已把雞煮好了,我來給冒著熱氣的雞去毛。

  莫迪凱的妻子喬安娜也來了,因為這時正是忙的時候,她和她丈夫一樣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而且幾乎和她丈大一樣高。兩個兒子也有六英尺多高。卡修斯達大約六英尺九英寸,他要是能活到十七歲,准會是個籃球名星。

  我離開時已是半夜了,還是不見奧塔裡歐和他的一家人。

  星期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是克萊爾打來的電話把我叫醒的,又是一番冷冰冰的談話,她只是告訴我她什麼時候回來。我提議說晚飯去我們倆都喜歡的一家餐館一起用餐,可她說沒有興致。我也沒有問她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對這類事我們談話時從不談起。

  由於我們的公寓在三樓,所以《星期日郵報》從來不能直接投到家裡,雖然我們想了幾個辦法,但半數情況仍不如意。

  我洗了個淋浴,穿上一層又一層的衣服。天氣預報說最高溫度是華氏二十五度,正當我要離開公寓時新聞廣播員匆匆地報道了一下頭條新聞,這條消息把我驚呆了!我聽到了報道,但開始時沒有引起注意,我走近靠廚房牆角處的電視機,我的腳步沉重,血液似乎已凝結,目瞪口呆,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夜裡十一點左右,特區警察在城東北部的一個公園附近發現一輛小汽車,那個地方是經常有槍戰的。車就停在路邊,都已磨平了的車輪陷進了一堆外殼已結冰的雪堆裡。車裡是一位年輕的母親和她的四個孩子,都已窒息而死。警察猜測這個家庭就住在車裡,而且為了讓車裡暖一些,就打開了發動機,由於汽車的排氣管被路面清雪車所堆起的雪掩埋起來了,廢氣無法順利排出,細節情況所知不多,也沒有報道死者的姓名。

  我沖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沒有跌倒,然後沿著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過大街後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報亭,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抓到一張報紙,心中充滿恐懼。報紙頭版的下面一角就是這個報道,很顯然,這條報道是在報紙排版的最後時刻才插進去的,也沒有報道死者的名字。

  我把報紙打開,翻到A欄,把其餘幾頁報紙就扔在潮濕的人行道上,這則報道在十四頁上有繼續報道,主要是警方的一些評論性的文字,還有一些警告性的話,告訴人們如果汽車排氣管被堵塞可能會發生的危險,接下來的就是令人心碎的細節:母親是二十二歲,她的名字叫朗蒂·伯頓,嬰兒叫特米科,兩個已學會走路的孩子叫阿朗佐和丹特,是雙胞胎,都是兩歲,最大的孩子叫奧塔裡歐,年齡四歲。

  我當時一定是發出一聲怪叫,因為一個路過的人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怪,好像我是個危險人物。我走開了,雙手仍拿著那份打開的報紙,我迅速地瀏覽了其餘的二十個欄目。

  「對不起,」一個難聽的聲音在我身後說道,「你還沒付報錢。」我仍繼續走著。

  他從後面走近我身邊,喊道:「喂,夥計!」我站下來,從衣袋裡掏出五美元的一張票子,扔在他的腳下,連看都沒看他一眼。

  在P街上,離我的公寓不遠的地方,我靠在一幢漂亮的聯立式樓房前的擋土牆邊。人行道上的雪已被清除了,清除得十分徹底。我又一次讀了一遍這篇報道,我讀得很仔細,希望並不是這樣的結局。各種想法,各種問題一古腦兒湧上來,我簡直應接不暇,來不及細考慮,唯有兩個問題不斷在我心裡反復出現:他們為什麼不回避難所?那個嬰兒死時是否包著我那件夾克衫?

  越想越感到心情沉重,幾乎連腳步都邁不動了。在震驚之餘,一種負罪感又襲上心頭。星期五夜裡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時為什麼不為他們做點什麼?我本可以把他們帶到一個溫暖的汽車旅館裡讓他們吃頓飽飯的。

  我走進公寓時,電話鈴正響著。是莫迪凱打來的。他問我看沒看這則報道,我問他是不是還記得那個濕尿布。就是這家人,我說。他從未聽說過他們的名字。我告訴他更多的是我和奧塔裡歐的交往。

  「聽了這件事我很難過,邁克爾。」他這時聲音充滿了悲痛。

  「我也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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