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約翰·格裡森姆 > 貧民律師 | 上頁 下頁


  這衣服那麼鼓脹原來是有原因的。在衣服裡面,圍腰系著一排紅色的短棒,我雖沒經過這方面的訓練,但一眼也能看得出那是炸藥。導火索就像彩色的意大利麵條一樣從短棒的兩端伸出來,這些東西都用銀色的導管膠帶捆在一起。

  我的第一個本能反應是逃跑,飛撲到門邊,如果幸運的話,他第一槍沒有擊中我,而我已打開鎖,而第二槍再沒有擊中的話,我已撲倒在廳廊裡了。但是我的雙腿在發抖,血液好像也凝固了。我可以聽見這八個靠牆站著的人的喘氣聲和輕輕的哀歎聲。這使得那個人有些不安,他就像一個耐心的教授對他的學生說話那樣:「請靜一下。」他這種平靜的聲音使我緊張不安。他又把腰間的導火索調整了一下,接著從大褲子的口袋裡掏出一紮乾淨的尼龍繩和一把彈簧折刀。

  他還是在我們這些面如土色的人面前把槍晃來晃去,說道:「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

  這話聽起來倒不錯,可是誰敢相信呢?我數了一下雷管,一共十二支,我敢說,這足可以讓我們一眨眼工夫就毫無痛苦地死去。

  這時,槍口又回到我的面前,「你,」他說道,「把他們綁起來。」

  拉夫特已經受夠了。他向前移動一小步,說道:「喂,夥計,你到底要什麼?」

  第三顆子彈又從他頭上射過,打進天花板裡,這倒不會傷著人,但聲音很響,像大炮一樣。這時可以聽見門廳裡戴維爾太太或其他女人的尖叫聲。拉夫特嚇得猛地蹲下,當他想站起來時,烏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胸膛,又幫助他靠牆站好。

  「閉嘴。」烏姆斯特德咬著牙說。

  「不許叫我夥計。」那個人說。立刻,「夥計」這個稱呼誰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讓我們怎麼稱呼呢?」我問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這夥人質的頭兒。我說話時語調溫和,樣子十分順從,他聽起來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說,當然,先生這個稱呼對於我們屋裡的幾個人來說都是再好不過了。

  電話鈴響了。我當時立刻想到他可能會開槍把電話機打碎。不過他沒這麼幹,而是要我把電話機拿給他,我把電話機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話筒,右手仍握著槍,槍口仍對著拉夫特。

  如果我們九個人進行投票選舉誰該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個犧牲品。八對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電話,聽了一會兒,然後就掛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頭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拿著繩子。」他對我說。

  他要我們八個人用繩子捆住手腕連在一起。我截短繩子打好結,我儘量不去看我這些同事的表情,因為我正在把他們與死亡聯結在一起。我感覺到手槍依然抵著我的後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緊的樣子,而實際上儘量放得很松,拉夫特還低聲地咕噥著什麼,我真想給他一巴掌。烏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動,而且當我捆完他的時候,繩索幾乎都要脫落下來。馬拉穆德流著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紀最大,是唯一的股東,兩年前心臟病第一次發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納佐,他是我在律師界的唯一朋友。我們同歲,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過書,我是在耶魯大學學的法律。我們兩人的妻子都是普羅維登斯人。他的婚姻頗富成果——四年間生了三個孩子,而我與妻子則長期不睦,現在已面臨危機。

  我們目光相遇,我們倆都想到了他的幾個孩子。這時我真感到沒有孩子的幸運。

  有一輛警車駛了過來,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個窗子的百葉窗全都關起來,我慢吞吞地做著這件工作,掃視一下下面的停車場,看是否有人能看見我,以求獲救。只有一輛警車停在那裡,車燈亮著,裡面卻沒有一個人。警察已經進了大樓。

  而我們就在這幢大樓裡,九個白人青年和那位先生。

  按最新的統計,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師事務中心共有幾百名律師為它工作,人員遍及全世界,而其中一半人集中在哥倫比亞特區,就集中在這位先生威脅之下的這幢大樓裡。他要我打電話給「老闆」,並告訴他說他是有武器的,而且有十二管炸藥。我打電話給我們反托拉斯部門的負責人魯道夫,並轉達了這個口信。

  「邁克,你還好嗎?」他問我,我們用的是那位先生的揚聲電話,音量開到最高的程度。

  「很好,」我說,「請按他的要求來辦。」

  「他有什麼要求呢?」

  「我現在還不知道。」

  那位先生把槍一揮,談話就中止了。

  按照他用手槍的指點,我選定了一個站立的位置,挨著會議桌,離他有幾英尺遠。這位先生有一個十分令人難以忍受的習慣,他總是心不在焉地擺弄捆在腰間的導火線。

  他低下頭看了看,用手輕輕拉了拉一根紅色導線,「這根紅導線,我只要一拉,你們一下子就全完了。」他說完這話時,隔著太陽鏡望著我。我這時感到不得不說話了。

  「你為什麼要這麼幹呢?」我問道,急於想和他進行對話。

  「我並不想這麼幹,可為什麼不這麼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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