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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我需要長期呆在這裡。這裡,就在這間病房。再過幾天。他們就要吵吵嚷嚷地把我轉移到哈裡森縣監獄了。在那裡,我將和幾個流氓合住一間小牢房。

  那樣我就沒有生存的希望了。」

  「可是他們為什麼要把你轉移到那個監獄?」

  「壓力,大夫。他們必須逐步增加壓力,直至我說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把我丟進可怕的牢房,同強姦犯、毒品販子關在一起後,會給我傳遞這樣的信息:最好開始招供,否則將如此度過自己的餘生。那監獄在帕奇曼,可以說再也沒有比它更可怕的地方了。大夫,你到過帕奇曼嗎?」

  「沒有。」

  「我去過。我曾經有個委託人在那裡。簡直就是地獄。縣看守所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大夫,你能把我留在這裡。你只需不斷對法官說,我仍然需要你的看護。這樣我就能留下來了。大夫,我求求你啦。」

  「行,帕特裡克。」海亞尼說著,又在表格上填了幾個字。接下來又是一陣沉寂。帕特裡克合上眼。呼吸加劇.想到即將被轉移到監獄,他極其不安。

  「我打算給你作出精神病方面的結論。」海亞尼說。帕特裡克咬住下唇,不讓自己發笑。

  「為什麼?」他假裝不明白。

  「因為我有這方面的懷疑。你不同意嗎?」

  「不,我同意。什麼時候?」

  「大概兩天之後。」

  「這樣是不是太快了?」

  「那就慢一些。」

  「慢一些好。在這裡,一切事都應該慢慢的。」

  「我明白了。放心。那就下星期吧。」

  「可以。下下個星期也行。」

  那男孩的母親叫內爾登·克勞奇,住在哈蒂斯堡郊外的一處活動房屋內。不過她兒子失蹤時,她是同他一道住在盧斯代爾郊外的一處活動房屋內。從盧斯代爾到利夫大約有30英里。按照她的回憶,她兒子是1992年2月9日失蹤的。這個日子恰好同帕特裡克·拉尼根死在15號公路的日子相同。

  但是按照治安官斯威尼的記錄,內爾登·普魯伊特(這是當時她的婚後姓名)是在1992年2月13日打電話到他的辦公室,訴說她兒子已經失蹤。當時她還給鄰縣所有的治安官打了電話,連聯邦調查局和中央借報局也不例外。她為這件事非常著急,有時近乎歇斯底里。

  她兒子叫佩拍·斯卡博羅——斯卡博羅是她第一個丈夫,也即佩用的所謂父親的姓;不過她也無法肯定這孩子的真正父親是誰。至於佩拍這個名字,誰也記不清是怎麼叫起來的。她在醫院生下他時曾給他取名拉維爾,但這個名字他一直不喜歡.他選擇了小時候的綽號佩由,並執拗地說這就是他的正式名字。無論如何他不記意人家叫他拉維爾。

  佩拍·斯卡博羅失蹤時17歲。他讀了三次五年級,總算過關。之後他輟了學,到盧斯代爾一個加油站做加油工。他生性孤僻,說話結巴,從小在野外廝混,最喜歡野營和狩獵,常常獨自外出數日不歸。

  佩由幾乎沒有朋友,而母親又不停地縱容他,讓他養成了各種惡習。除佩用外,她還有兩個小孩,以及幾個男朋友。一家人住在又髒又熱的活動房屋中。

  鳳山嫌擠,喜歡在森林深處的小帳篷裡歇息。他省吃儉用,買了獵槍和全套野營工具,於是他成了迪索托國家林地的常客。雖說森林高他家才20分鐘的路程,但對於他母親卻好比相隔千里。

  沒有明顯的事實能夠證明佩田和帕特裡克曾經見過面。不過,帕特裡克的小屋恰好在佩用經常狩獵的森林附近。兩人均為男性白種人,身高也大體相仿。雖說帕特裡克的體重要比佩由重得多。更令人懷疑的是,佩由的獵槍、帳篷和睡袋均於1992年2月底在帕特裡克的小屋裡被發現。

  而且兩人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失蹤。在這之後,經過數月的調查,斯威尼和卡特得出結論,2月9日前後,以及相繼的10周當中,整個密西西比州沒有其他人失蹤。儘管在1992年2月,該州曾發生幾起失蹤事件,但失蹤者幾乎均為離家出走的青少年,而且在春季結束前,無一沒有查明下落。3月.科林斯一個家庭主婦的失蹤顯然是為了逃避丈夫的虐待。

  卡特還查找了華盛頓的聯邦調查局的電腦資料。結果表明,在帕特裡克的汽車著火之前失蹤的所有的人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增值的卡車司機。

  他住在阿拉巴馬州的多森,離出事地點有7個小時的路程。2月8日那天,他突然失蹤,撇下了可憐的妻子和許多債務。卡特對此事調查了3個月,最後斷定該卡車司機和帕特裡克沒有聯繫。

  從調查的情況來看,唯有佩用的失蹤同帕特裡克的失蹤存在著緊密聯繫。如果說,帕特裡克確實沒有隨著那輛布萊澤牌汽車一道被焚毀,那麼現場發現的那具屍體就是佩拍。對此,卡特和斯威尼現在幾乎已經可以肯定。當然,這個結論純屬推測,在法庭上得不到承認。因為說不定帕特裡克路上捎帶了一個要求搭車的澳大利亞人,或者一個身份不明的季節工人,或者一個無錢乘車的流浪漢。

  他們手頭還有一份8個失蹤者的名單。其中包括莫比爾的一位年邁的紳士。他最後一次露面時恍恍溜溜地驅車朝密西西比州的方向駛去。還有休斯敦的一個年輕的妓女。她對朋友說要去亞特蘭大開始新的生活。鑒於這8個人的失蹤均發生在1992年2月之前數月,甚至數年,卡特和斯威尼早已不予考慮。

  佩琅依舊是他們心目中最合適的對象,但就是找不到證據。

  然而,內爾登卻認為自己能找到證據,而且渴求與新聞界共享這個看法。帕特裡克被捕後兩天,她找了當地一個品行惡劣的律師。該律師曾經以300美元的代價處理了她的最後一次離婚訴訟。當內爾登要求他幫助時,他當即同意,並表示免費為她眼務。

  在聽取了委託人的敘述之後,他幹了大多數卑劣律師所幹的事——在比洛克西以北90英里的哈蒂斯堡召開了記者招待會。

  他把吸泣的委託人帶到會上同記者見面,以種種污穢的語言指責比洛克西的地方治安官和聯邦調查局的無能。四年多來,他們在這方面一直裹足不前,任憑他的委託人憂愁不安。為此他們應該感到恥辱。整整15分鐘內,他滔滔不絕,儘量為自己揚名。

  他暗示將對帕特裡克·拉尼根採取法律行動。顯然,正是此人殺害了佩用,並焚屍滅跡,從而為自己竊取9000萬美元鋪平了道路。但問到具體情況時,他卻含糊其詞。

  而新聞界,不顧起碼的職業道德,煞有介事地大造輿論。他們在報上印出了年輕佩拍的照片。那是一個看似純樸的男孩,短短的唇須,蓬亂的頭髮。於是一到有形的面孔被賦予一個無形的受害者,使他變得極有人性。正是這樣的男孩,遭到帕特裡克的殺害。

  佩用的境遇被新聞界炒得沸沸揚揚。許多報道直接稱他為「所謂受害者」。但是「所謂」這個詞在不同的人嘴裡是有不同的含義的。在黑暗的病房裡,帕特裡克獨自觀看了這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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