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說客(89)_約翰·格裡森姆

八九

　　對任何事都要反對一通，是被告辯護律師的特點。吹毛求疵是他的天性。但這筆錢對大利公司只是小菜一碟；德拉蒙德應該意識到，在這事上糾纏，他將毫無所獲。

　　「來回一趟克利夫蘭，顯然要化1300美元，德拉蒙德先生。我命令你的當事人付的就是這個數。」

　　「貝勒先生並不是按小時收費的呀。」他回答說。

　　「你是不是說他的時間就不值錢？」

　　「不。」

　　他想說的是，我只不過是個稚嫩的街頭律師，我的時間根本沒有他或者他的同夥那樣珍貴。

　　「那你就得按每小時200美元付給他。算你運氣好，我剛才還想讓你照價賠償他在克利夫蘭浪費掉的時間呢？」

　　啊，就差那麼一點點兒！

　　德拉蒙德無可奈何地擺了擺手，坐回到原來的位置上。臺上的基普勒，眼睛還是瞪得大大地朝下面望著他。擔任法官沒有幾個月，他討厭大公司的名聲，這點已經傳遍四方。在審理別的案件時，他也是動輒懲罰大公司，這在法律界已經引起紛紛議論。這樣做並無多大意義。

　　「還有問題嗎？」他朝他們低聲喝問道。

　　「沒有了，大人。」我大聲說，不過是想讓大家明白我還在場。

　　過道那側的陰謀家們一齊搖頭，接著基普勒敲了敲小木槌。我迅速收起文書檔案，轉身出了法庭。

　　晚餐時，我和多特一起吃了熏鹹肉三明治，夕陽西沉，慢慢地落在她家後院樹梢的後面。巴迪坐在破爛的福特車上，不肯出來吃飯。她告訴我說，他現在呆在車上的時間越來越多了，這全是因為唐尼·雷。眼看著兒子即將離開人世，他採取的辦法就是躲在車上喝問酒。他每天早晨都要到兒子身邊坐上幾分鐘，出來時總是淚流滿面，然後就整天單獨呆在車上，避開所有的人。

　　再說，平時家裡有客人，他一般也不願進屋。我對此並不在乎。多特也不在乎。我們談著這樁官司。談著大利公司的所作所為，談著狄龍·基普勒法官令人難以相信的公正。但她卻興趣索然。6個月前我在柏樹花園初次見到的那個脾氣暴躁的女人，似乎已經放棄了這場鬥爭。她那時候以為只要有一位律師，任何一位律師，就可以嚇得大利公司改惡從善。時間還有，也許會出現奇跡。而現在，一切的希望都已成為泡影。

　　唐尼·雷去世以後，多特將會責怪自己一輩子。她對我說過不止一次，在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絕有關手術費的申請時，她就應該直接找律師。但她沒有這樣做，而是自己動筆寫了那些信。我現在有一個強烈的感覺，當初若是受到起訴的威脅，大利公司一定會迅速行動，為唐尼·雷提供醫療費用。我這樣想理由有二。首先，他們明擺著是錯了，而且他們明白這一點。其次，在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手起訴他們不久之後，他們便主動提出用75000美元庭外私了的建議。這說明他們害怕。他們的律師害怕。克利夫蘭的那些仁兄們害怕。

　　多特為我沖了一杯脫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之後，便去看她的丈夫。我端著咖啡走到屋後，走進唐尼·雷的房間，他蓋著床單，側身朝右，蜷縮著身體，正睡得很熟。角落上有一盞小燈，放射著微弱的光。我背靠著敞開的窗子，坐在燈旁。從窗外吹來一陣涼爽的微風，四周靜悄悄，房間裡寂靜無聲。

　　他的遺囑只有短短兩段，把一切遺贈給自己的母親。那是我兩周前為他起草的。他既無債務又無財產，其實並無必要留下一份遺囑，但這樣可以使他心裡好過一些。他還為葬禮做了交代，一切由他母親安排。他要我為他扈棺。

　　我拿起了一本書，這本書我已經斷斷續續看了兩個月。書裡有4個經過縮寫的長篇小說，出了已有30年，是這家人家為數不多的幾本書中的一本。我放在同一個地方，每次來總要看幾頁。

　　他時而發出兩下哼聲，時而身體抽搐。不久之後某一個早晨，當她悄悄走進這個房間，發現他再也不會醒來時，我不知道她會怎麼辦。

　　每當我和唐尼·雷坐在一起的時候，她總要藉故走開。此刻，我聽見她在洗碗，我想巴迪准在屋內。我看了一小時的書，偶爾朝唐尼·雷看一眼。假如他醒來，我就和他閒聊，或者把電視打開，一切都照他的願望辦。

　　我突然聽見屋裡有一個陌生的聲音，接著便有人在輕輕敲門。門被慢慢推開，門口站著一個年輕人。我費了幾秒鐘的時間，才認出是前來家訪的科德醫生。我們握了握手，在床腳邊低聲談了幾句，然後便走了幾步站在窗前。

　　「正好路過此地。」他依舊低聲說，似乎他整天就在這個街區轉。

　　「請坐。」我指著僅有的另一張椅子說。我們膝頭碰著膝頭，靠窗坐著，眼睛望著6英尺外床上那個垂死的青年。

　　「你來多久啦？」他問。

　　「一兩個鐘頭。我在這裡和多特一起吃的晚飯。」

　　「他醒過嗎？」

　　「沒有。」

　　我們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間裡，微風吹拂著我們的脖子。我們的生命在滴答滴答的鐘聲中緩緩流逝。但此時此刻，我們早已忘記了時間。

　　「我一直在考慮，」科德壓著嗓子說，「這件案子的審理。什麼時候開庭，有消息嗎？」

　　「2月8日。」

　　「肯定嗎？」

　　「看來可以肯定。」

　　「假如我親自出庭作證，你看比通過錄像或書面證詞與陪審團交談，是不是效果會好一些？」

　　「那當然啦。」

　　科德開業行醫已有數年。他對審訊和取證頗有瞭解。他身體向前俯著，兩肘擱在膝頭上。「那就把取證的事忘了吧。我將出庭作證，現場彩色直播，而且決不收你一分一文。」

　　「謝謝你這樣慷慨。」

　　「不客氣。這是我起碼可以做的事。」

　　我們對他出庭作證的事討論了很久。從廚房裡傳來一陣輕輕的雜音，但屋子裡卻很寂靜。科德屬那種喜歡長談的人。

　　「你知道我幹的是什麼嗎？」他最後問道。

　　「是什麼？」

　　「我為人們查出病症，然後為他們走向死亡做準備。」

　　「你為什麼選腫瘤學這一行？」

　　「你想知道真相？」

　　「當然。幹嗎不？」

　　「腫瘤醫生供不應求。選中這一行，道理很簡單：它不像其他行業那麼擁擠不堪。」

　　「我想是因為總得有人來幹。」

　　「情況不像你說的這麼糟，真的。我喜歡我的工作。」他停了一下，朝病人望瞭望。「不過，這是一個困難的行當。眼睜睜地看著病人不治而死！如果骨髓移植費用不是那麼昂貴，我們也許可以有點作為。我是願意獻出我的時間和技術的，但即使這樣，手術仍舊需要20萬美元。全國沒有哪家醫院哪家診所能化得起數目這麼大的一筆錢。」

　　「這使你憎恨保險公司，對嗎？」

　　「對，確實如此。」長時間的停頓。接著他又說道，「咱們要狠狠地敲敲他們！」

　　「我盡力而為。」

　　「你結婚了嗎？」他坐直身子，瞧了瞧表。

　　「沒有。你呢？」

　　「離了。喝杯啤酒去！」

　　「好啊。到哪裡？」

　　「你認識墨菲牡蠣酒吧？」

　　「當然。」

　　「咱們到那兒見。」

　　我們踮起腳尖，從唐尼·雷床前走出房間，向坐在前面門廳搖椅上抽煙的多特告了別，暫時離開了這一家。

　　淩晨3點20分，一陣電話鈴聲，突然把我從夢中喚醒。要麼是唐尼·雷去世了，要麼就是有架飛機一頭栽到地上，戴克正緊急追蹤！否則，有誰會在這個時候來電話？

　　「魯迪？」一個熟悉的聲音從電話線路的另一端傳了過來。

　　「包娣小姐！」我叫道，連忙一骨碌坐起來，開亮了燈。

　　「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你，真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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