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說客(80)_約翰·格裡森姆

八〇

　　「誰利用她啦？」我問。

　　「哎，我又沒有說誰，不過——」

　　「他想說的是，」朗道夫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們回來幫助母親了，而我們關心的只是她的事務，別無其他。」

　　朗道夫說這番話的當兒，我一直在注視著包娣小姐。她臉色泛紅。她的兩個兒子就在她身邊，為她操心，問這問那，提出要求，保護著她的利益。儘管我知道她瞧不起現任的兩個媳婦，但她對兒子的表現卻心滿意足。

　　「很好，」我說。「只是別來打擾我。別踏進我的房問。」我說完轉身就走，讓他們把許多想說的話和許多想問的問題，統統爛在心裡。我鎖好房間的門，吃了一塊三明治，坐在黑暗中，透過窗戶，聽著他們在遠處嘰嘰咕咕。

　　我化了幾分鐘，在心中琢磨他們這次的聚會。德爾伯特和薇拉於昨天某個時候，從佛羅里達趕到這裡，究竟出於何種目的，我或許永遠也不得而知。他們用某種手段，搞到了她原來的那份遺囑，知道她大約有2000萬美元的財產可以饋贈，因而對她的事務變得極為關心。他們在得知她家裡住了一位律師以後，十分關注，因而德爾伯特就給也住在佛羅里達的朗道夫掛了電話。朗道夫於是拖著戰利品一般的妻子，匆匆趕到了孟菲斯。今天，他們用能想到的一切問題，折磨了老娘一整天，最後成了她的保護人。

　　這一切全跟我無關。我在心裡暗自竊笑。我不知道這幾個傢伙到何年何月才能弄清事實的真相。

　　就目前而論，包娣小姐十分愉快。而我因此也十分愉快。

　　30

　　我和瓦爾特·科德醫生約定在上午9點會晤。我一早就趕到了醫院，等了一個小時。這有很大的好處，我可以閱讀唐尼·雷的病歷，儘管我已經把它背得滾瓜爛熟。候診室裡擠滿了癌症病人，我儘量不看他們。

　　10點鐘，一位護士奉命前來找我。我跟著她走進一個沒有窗戶的檢查室。醫學的行當那麼多，有人為何偏偏選中腫瘤學作為自己的專業呢？我想是因為這一行總得有人幹。

　　人們為何偏偏選中法律作為自己的職業呢？

　　我拿著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鐘。隨著大廳裡傳來的人聲，門被拉開了，一個大約35歲的年輕人快步走了進來。「貝勒先生嗎？」他邊問邊伸出右手。我站起來和他握手。

　　「是的。」

　　「瓦爾特·科德。我很忙。5分鐘談得完嗎？」

　　「我想夠了。」

　　「那我們就快一點兒。我有許多病人在等著呐，」他邊說邊勉強一笑。我非常清楚醫生對律師討厭極了。但由於某種原因，我並不為此而責怪他們。

　　「謝謝你開的證明。作用很大。我們已經取過唐尼·雷的證詞了。」

　　「好極了。」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他俯視我的那副模樣，仿佛我是個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齒地說：「我們需要你作證。」

　　他作出的是醫生們典型的反應。他們厭惡法庭。為了避免出庭，他們有時會同意讓律師錄取證詞，在庭審時使用。他們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這種情況下，律師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後的一張牌：傳票。律師有權要求法院向包括醫生在內的幾乎所有人發出傳票。因此，律師的權力稍稍大於醫生。但也正是因此，醫生們對律師更為鄙視。

　　「我很忙。」他又一次說。

　　「我知道。你不是為我作證，而是為唐尼·雷作證。」

　　他眉頭緊鎖，呼吸沉重，仿佛這句話他聽了很不舒服。「我作證1小時，收費500美元。」

　　這我早就料到，所以並不感到驚慌。念法學院時，我就聽人說過類似的事，有的醫生收費甚至比這還要貴。我來此是向他懇求。「500美元我付不起，科德醫生。我的事務所6周前剛剛開業，而我現在都快要餓死了。這個案子是我手頭唯一一樁像樣的案子。」

　　講真話產生的作用，有時候大得著實令人吃驚。我面前的這個傢伙一年的收入可能會達到100萬美元，面對我的坦率真誠，卻立即束手就擒。我看見他的雙目中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遲疑了片刻。也許他想到了唐尼·雷，想到了自己由於無力幫助他而產生的沮喪；也許他在為我難過。誰知道呢？

　　「我給你寄去一張賬單。你什麼時候有錢，就什麼時候付，好嗎？」

　　「謝謝你，醫生。」

　　「你去找我的秘書確定一個日期。在這兒取證行嗎？」

　　「當然行。」

　　「再見。我得走了。」

　　我回到事務所的時候，戴克正在和一個委託人談話。她是一個中年婦女，身材粗壯，穿著考究。我走過他門口時，他朝我招了招手。他為我作了介紹：這位梅基·德雷塞太太想要離婚。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倚在戴克旁邊的桌上時，他在拍紙簿上寫了幾個字遞給我：「她有鈔票。」

　　我們和梅基談了一小時。她的遭遇很悲慘。酗酒，毆打，別的女人插足，賭博，忤逆的兒女，而她並沒有任何過錯。她在兩年前起訴離婚，她的丈夫卻開槍打壞了她的律師辦公室的前窗。他舞刀弄槍，是個十足的危險分子。她講完她的故事後，我瞧著戴克，戴克卻不願瞧我。

　　她付了600美元現鈔，並且答應以後還會付得更多。我們明天為她提出離婚起訴。她找到魯迪·貝勒事務所，真是找對了地方啦，戴克讓她放心。

　　她走了幾分鐘，電話鈴響了。一個男人的聲音，說要找我。我接過電話，報了姓名。

　　「喂，魯迪，我是羅傑·萊斯律師。我想咱們還沒有見過面。」

　　幾個月前沿街尋找工作時，孟菲斯的律師我幾乎全都見過，但我不記得有誰叫羅傑·萊斯。「對，是沒有見過。我是個新手。」

　　「是呀，我打電話給查號臺，才找到了你的電話號碼。聽著，我正在會見朗道夫和德爾伯特兄弟，還有他們的母親包娣。我想你一定認識他們。」

　　我仿佛可以看見，她正坐在兩個兒子中間，傻乎乎地咧著嘴巴說：「好極了！」

　　「對，我很熟悉包娣小姐，」我說得十分自然輕鬆，好像這一整天一直在等著這個電話。

　　「事實上，他們目前在隔壁我的辦公室裡。我是悄悄溜到會議室，給你打電話來著。我在負責起草她的遺囑，而她的遺囑，呃，涉及到了老鼻子的錢，據他們說，你一直在替她起草。」

　　「確實如此。我幾個月前早就準備好了一份草稿，可是，坦白地說，她一直不願簽字。」

　　「那是為什麼？」他的態度十分友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們母子在他那裡，這並不是他的過錯。因此我簡明扼要地告訴他：包娣小姐想把財產遺贈給肯尼思·錢德勒牧師。

　　「她真有這麼多錢嗎？」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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